许成钢:国家能走多远,制度是决定性的第一因素|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思想者

识时务者为俊杰2019-02-16 06:29:32

改变对地方政府的GDP单一考核模式之后,如何才能给地方政府提供正确的激励机制?如何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科研创新需要怎样的制度环境?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围绕这些问题,界面新闻深度专访了长期关注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家许成钢。

黄锫坚 2018/08/06 08:00浏览 20.9W来源:界面新闻字体:

许成钢教授。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点摘要:

●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绩,最重要的前提是曾经用地方竞争的策略,较好解决了各层级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最近五六年放弃这个目标后,如何给各级政府提供正确的激励机制,是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

●抢人才原本是企业和大学自己决定的事情。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需要的是什么人才,如何用等等。如果为了经济发展,需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经济环境。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则问题不在于名称是混合制或其他什么,原则问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控制权在哪里?绝大多数的这些企业是否由企业家控制。

●产权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激励机制。为什么剩余控制权这么重要,是因为,谁拥有最终控制权,谁就决定了资产怎么使用。这不仅关系到经济的效率,也关系到社会平等和社会稳定。

●科技创新需要的是大量的自由探索,只有市场的优胜劣汰才可以决定谁更好。在科技前沿领域,几乎可以说,政府的直接干预一定会出错,可能有万分之一的概率能赢。

 

人生没有如果,但对许成钢来讲,同一人生轨道,至少有两个身份可以切换——经济学家和工程师。

6月的夏日,他坐高铁回北京,去清华大学参加经济学家巴里·温加斯特的新书研讨会,讨论主题是后发国家转型的政治和经济路径。此前一天,他还在武汉,与武汉大学专家开展工程项目的合作,涉及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在与记者的闲谈中,除了经济和制度,他也关心智能推荐、自动驾驶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大数据分析能否促进经济学研究。在采访中,一提到芯片和计算机的历史,他如数家珍。

或许应该这么说,如果许成钢的社会制度探索之路因为外力而遇到挫折,他完全可以在工程领域找到知音和热情。一旦条件许可,他会重回政治经济学的领域。

由于父亲是科学史家、爱因斯坦著作的中译者,许成钢幼时梦想是成为工程师,从小学开始,他就自己设计收音机和简单的自动控制设备。文革的火热现实刺激他钻研马克思和《资本论》,形成的手稿《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让他在北大荒建设兵团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关押审讯批斗以及监督劳动。

迫于政治高压,他放弃了经济和社会探究,开始自学数学、物理、电子工程以及英文。1979年,许成钢以初中学历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成为中国第一代做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生。1984年,经数量所和社科院推荐,他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哈佛大学经济系作访问学者,后转为博士研究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金(Eric Maskin)成了他的导师,而另一位导师科尔奈(Janos Kornai)则是国际上公认的关于计划经济及转轨经济学方面的权威。

2016年10月,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奖授予钱颖一、许成钢,奖励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许成钢早期研究工作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他研究了中央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有乡镇企业奇迹、中国改革的机制及制度原因,以及苏联和东欧转轨失利的制度原因等。他的许多研究已成为转轨经济学中的重要文献。

许成钢与马斯金合写的论文《软预算约束理论:从集中到市场》,把软预算约束从解释计划经济、转轨经济推广到解释市场经济,比如解释美国对储贷协会(S&L)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救助;而在和黄海洲合作的论文《金融制度和东亚金融危机》中,他们认为,软预算约束也能解释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此外,许成钢还探讨过金融与司法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提出的不完备法律理论,为认识司法制度提供了分析框架。

在本期“改革开放40周年·思想者”访谈中,我们邀请许成钢教授,借他的人生经验和理论洞察,俯瞰过去四十年的制度变迁,并以科幻作家的眼睛去展望未来图景。

回忆文革经历时,许成钢说,“在条件不许可时,我被迫做了工程。只要条件许可,我的热情依然在中国的制度变迁问题上。”

一、改革悬念:不用GDP考核后,如何给地方政府提供激励

界面新闻:2016年的中国经济学奖授予了您和钱颖一教授,奖励理由是,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您能否简要谈谈几个基本概念,比如M型组织、U型组织,以及相应的不同激励机制,还有财政联邦制,以及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体制等。

许成钢:关于这个问题有一系列的工作。最早我和颖一从M型和U型组织的角度研究中苏经济改革对比的工作,始于1991年。那正是苏欧经济制度崩溃,大规模转轨刚刚开始的时期。我们最早的论文被邀请在1992年的欧洲经济学会转轨经济学的专场作为特邀报告,在1993年发表。后来我们与马斯金(Eric Maskin,2007诺贝尔奖得主)合作的工作发表于2000年;与罗兰(Gerard Roland)合作的工作发表于2006年。我们的贡献在于,从制度的角度,解释中苏(包括东欧集团)转轨的差异制度对比。M型和U型组织的概念,原本是为了解释企业的组织结构,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Eaton·Williamson)教授。他在十几年前因为这方面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我们的贡献是把这个概念,从解释企业扩展到解释国有制的经济,解释制度转轨。

在威廉姆森的理论里,所谓的M型,即Multidivisional form,指的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子公司组成的公司。这是一种放权的组织形式,例如以利润中心、成本中心为子公司组织起来的企业。所谓U型,英文是Unitary,指的是以专门化原则组织起来的企业。这是权力集中的企业。M型企业的放权组织方式,使得各子公司之间可以相互竞争。而高度专门化的U型组织里,由于各个部门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相互是互补关系,因此总部下面的各个部门之间不能是竞争关系。发达国家在最近一百年里,最大的企业基本都组织成这两类。

我们借用这个概念,来讨论中国以地方政府为中心的计划经济,和苏联自上而下、以中央部委为中心的计划经济之间的区别。所有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都是按专门化组织的,中国早年也是,五十年代后期之后改变了。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我们观察到大量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在苏联式的制度下,几乎看不到地方和地方、部和部之间的竞争。竞争是解决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的工作从国有经济的不同组织方式,解释了苏联和中国在改革中的重大差异。

利用M型和U型组织的概念分析不同国家国有经济的改革,主要是九十年代的研究工作(包括我们发表于2006年的论文)。在这个工作中,为了分析的原因,我们大幅度简化了社会制度的大量其他问题。如此简化的好处是帮助得到清楚简单的结果。面对相对短期的问题,这是优点。但面对更长期的问题,在高度简化中,很多最重要问题都被简化掉了。为了把分析推广得更长远、更全面,我在2011年发表的论文《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制度》中,把中国的制度描述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我认为,这是比M型组织更确切的描述。

界面新闻:M型组织和U型组织,可以引申到当前中国大公司的组织结构吗?比如腾讯、华为等?以微信为例,这个产品就是腾讯的邮箱部门开发的,和QQ的主业务其实是一种内部竞争。

许成钢:如前所述,这个概念原本就是专门为讨论公司组织而提出的。公司的最优组织结构取决于公司业务的性质。并不是所有业务都组织成U型最好,也不是都组织成M型最好。在美国至今仍然存在按U型组织的公司,而最多的大公司是M型组织。这个要取决于公司业务的特点,要在高管的激励机制问题和技术的规模收益之间权衡。如果规模效益、部门之间的协调对公司更重要,那么U型更合适。 如果高管的激励机制问题更重要,那么M型更好。

界面新闻:关于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体制。据您观察,过去几年,地方竞争的指标是否有变化?

许成钢: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市场里企业之间的竞争,性质完全不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官僚制度内的竞争。在任何官僚制度中,如何衡量下级官僚的业绩都非常困难。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官僚机构内组织所谓的锦标赛或排序竞争。首先这种竞争不是独立的,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有共同的上级。其次,这种竞争不是关于绝对水平,而是相对排行。上级由下级在竞争中的排行位次高低,来决定奖惩。在满足一系列条件下、组织适当的时候,这个方法可以非常有效地解决激励机制问题。但是,对地方政府业绩进行排序竞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只能是一个目标。如果政府有多个目标,就无法为他们的业绩排序。这种竞争就丧失了效能。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这个阶段,地方政府排序的指标就是GDP增长速度。当中国很穷、改革刚开始时,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发展,从政治效忠转向比赛经济增长速度时,这是可行的,而且很容易在政治上达成共识。但是,当中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大量社会问题出现时,单独强调GDP增长速度,其负面作用就特别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把GDP增长速度作为政府的唯一目标就有问题了。于是,早在十几年前,人们就逐步发现,不能只考核地方政府的GDP增长。在最近五六年,中央更是系统性地放弃了地方政府竞争GDP增长的目标。现在中央向地方发布几十甚至几百个目标。而过去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中央向地方发表的就是几百个指标。从激励机制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国面对类似那个时期同样的问题。

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绩,最重要的前提是曾经用地方竞争的策略,较好解决了各层级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最近五六年放弃这个目标后,如何给各级政府提供正确的激励机制,是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

界面新闻:从最近的很多新闻来看,很多城市在人才引进、房价政策方面都存在竞争。从理论角度,怎么看这些竞争?

许成钢:这些只是在个别问题上的竞争。所谓的人才竞争,仅仅是个别问题,个别地区的某些做法,很难说这些做法对经济改革、经济发展起什么作用。因为它的实际目的不清楚。中央有目的设计的地区竞争早已停止了。现在整体上没有治理各级政府的好的激励机制。

当年,为了推动当地的经济增长,大量民营企业从无到有地大量发展。这不是中央的命令,中央甚至连设计也没有。这些改革是地方摸索出来的。地方摸索制度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之间竞赛经济发展造成的驱动力量。但现在抢人才,目的是什么?抢了人才做什么?对当地经济影响是什么?不清楚。抢人才原本是企业和大学自己决定的事情。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需要的是什么人才,如何用等等。如果为了经济发展,需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经济环境、对相关类型企业的发展更为有利的环境。

界面新闻: 您曾提到,文革的制度根源,是分权式极权制,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集权,以及行政、经济的向地方分权。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不是也跟此前几十年的历史有某种关联?

许成钢:文革的制度与改革当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文革的结束。在改革开始时统治中国的制度,正是文革之中形成的,和文革之前遗留下来的制度。正是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改革。

简单地说,建立人民共和国以来,中国首先在全国全面复制了苏联式的典型控制。不仅中国,中东欧、古巴、越南、北朝鲜的制度都基本如此。但大跃进时,中国改变了这个制度。在保持极权制其他方面的不变的基础上,向地方大规模下放行政和经济的权力。由此把中国的制度初步变成了向地方分权的集权制。文化革命朝这个方向又推进了一步。在意识形态、政治和人事的中央控制方面,文革时期的中国比苏联更厉害。但地方的行政权力、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更进一步扩大。地方经济变成自给自足,中国的经济变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中国改革,就是在这个制度遗产上开始的。

界面新闻:中央和地方的经济权力的变迁,有没有数据方面的测量,比如能不能从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收入的占比来考察?

许成钢:在大跃进之前,地方很弱,中央很强。从大跃进起,将近90%的中央资产都下放到地方。所谓的中央计划其实已经不能操作了,中国与苏联模式的所谓的中央计划经济毫不相关了。

大跃进之后,中国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不是中央直属,而是地方所属。向地方分权的意思是,各个地方自己来计划,中央只是协调地方的计划。大政方针由中央定,各地按大政方针去做,中央来协调,补充有无。在这个背景下,从收入角度来讲,全国绝大多数财政收入来自地方,少数收入来自中央企业。当然,在改革之前,财政收入不是以税形式,而是以国有企业上交形式。所以改革期间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利改税”,就是把上交利润改成上交税。1975年前后,全国百分之八十多的财政收入来自地方,中央只有百分之十几。

在这个极端情况下,改革开始前几年是一个集中权力的阶段,把一部分地方企业拉回中央。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百分之十几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几。当时的中央领导为了推动改革,提高地方的激励机制,又加强了地方力量。最后平衡到地方占70%多,中央占20%多。这种情况从80年代末持续到90年代初。

1994年,财政制度改革把中央跟地方的税清楚分开。此前,所有财政收入由地方来收,之后地方跟中央一对一谈判来决定地方留成,因此每个地方向中央上交的比例是不一样的。1994年财税改革后才变成各省都统一,而且税收大头由中央收走,中央和地方分开收。

界面新闻:近几年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制度有哪些变化?

许成钢:从基本制度来讲,现在是延续了1994年开始的制度,没有基本变化。但趋势是,财政收入里中央拿走的越来越多,地方越来越少。另外,全中国提供公共品的负担主要在地方政府,除了军事、武装力量之外,绝大部分公共品、公共服务,以及投资,都由地方政府提供,但财政收入大头中央拿走。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解决财政负担问题?这就牵扯到土地财政的产生。

中国的土地是全面国有的,绝大部分国土的实际控制者是地方政府。从1990年代末开始,土地市场经历了重大改革,把地方政府事实上对土地的控制权,变成了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控制权。中央鼓励甚至要求地方政府使用土地来解决它的财政问题。于是,一方面,以税收形式获得的财政收入,大头被中央拿走。另一方面,以土地方式,不论何种方式获得的收入,基本上都成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所谓的土地财政,其制度和背景就是这个。

界面新闻: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是不是症结在此。比如医疗、教育等公共品都是地方政府来承担。而地方只能通过土地财政获得收入。未来这方面会不会大变?

许成钢:对,包括基础建设的主体,都是地方政府承担。只要土地是全面国有制不变,向地方分权的威权制不变,这些就不会变。

二、国有企业改革:关键是剩余控制权

界面新闻:您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到一篇论文,从哈特产权理论出发,从企业控制权是否改变的角度,检验中国在国企改革中产权的改变。能否谈谈这次调查的背景、结论和意义。

许成钢:我谈到的是去年发表的一篇与甘洁教授(长江商学院)和郭研教授(北大)合作的论文。这篇论文研究中国国企大规模改制的不同机制。中国从1996年开始的国企改制,以及同时的民营企业大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制度变迁。当时虽然宪法上还没有改变对私有产权的歧视,但中共中央放松了对私有产权的限制,不再严厉惩罚企业家。一方面,放松的政策鼓励了民企快速发展。另一方面,19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遇到了巨大困难。亏损急剧上升,金融体系坏账急剧上升。在这个背景下,1996年左右中央出台了国企改制的重大决定。用确切的经济学描述,就是国企民营化(私有化)。当时叫改制。

全世界积累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解决绝大部分国企的问题,必须民营化,没有另外的道路。为什么要民营化,民营化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哈特的产权理论,清楚指出,产权归根结底是最终控制权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决定,政府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政企无法分开。名义的产权变化可能并不重要,实质的问题是控制权掌握在谁手里。

由于法治不健全,在国企民营化过程中,出现过很多不规范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以及借用反对这些不规范行为而反对改制的。总之,当时不仅对改制的争议特别大,而且实际上有的改制涉及实质控制权的变化,有的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控制权。面对争论和实际中的复杂情况,最重要的是发现事实,发现那次改制中发生的是什么。核心问题就是,企业改制后的控制权,是否有实质性的变化?如果有,控制权变到哪里去了?跟业绩变化是什么关系?

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在一大类的改制方法中,企业的控制权系统性地从政府手里转移到民企所有者手里。而且,这类改制的企业的业绩,在改制后,有明显的改进。一方面,这个研究验证了哈特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哈特的理论指导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在此之前的文献,只是简单地去看私有化对业绩的影响,从统计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机制的角度,讨论因果关系。

界面新闻:调查的实际过程是怎样的?

许成钢:我们的样本总量差不多3000个企业,花了三年时间,在国家统计局覆盖的规模以上企业,做了分层随机抽样,目的是得到反映所有这些企业的状态的样本,我们的抽样误差控制在百分之几之内。

界面新闻:为什么时间段是1997年到2005年,2006年以后有哪些改变?

许成钢:我们的调查到2005年为止。事实上,2006年以后改制没有再继续。当时的政策变化,改制停止了。

界面新闻:跟当时的郎咸平发起的国企改制大辩论有关吗?

许成钢:郎咸平个人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停止改制是当时中央的决定,可能并没有文件明确否定改制,但改制肯定是停止了。

界面新闻:是不是因为中小国企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巨无霸国企就很难推动了?

许成钢:在国企大规模改制进行了几年之后,中国加入了WTO。这是一个重要环境变化。在民企大发展、国企改制、加入WTO等所有这些重大改革下,中国的经济整体形势有很大好转,使得经济高速发展了许多年。需要特别指出,以上这些重大改革都是被逼出来的。如今经常用的“倒逼机制”这个词,说的就是过去经历的实际。因为情况严重,甚至高度危险,被迫走了这几步。问题是,改革走了半路,形势好了一些,使得逼迫感下降,于是走在半路的国企改制就停止了。

界面新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您怎么看待过去几年的混合所有制实践。三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在混合所有制里可以搞员工持股,可以搞职业经理人制度。这些政策方面的放开,是不是可以解决国有企业过去的一些激励问题?

许成钢:原则问题不在于名称是混合制或其他什么,原则问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控制权在哪里?绝大多数的这些企业是否由企业家控制?之所以民营化是改革国企的不可避免的最终手段,就是因为要把企业的控制权从政府手里转移到民营企业家手里,解决国企无法解决的问题。

三、土地改革:谁是集体,它跟村里的自然人什么关系?

界面新闻:十九大提出了振兴乡村战略,涉及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宅基地改革等,您如何评价这些改革突破?

许成钢:按宪法,中国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在国家政府手里。宪法规定农业用地的使用权是集体的,集体可以把使用权分给农户,农户就拥有了在一段时间里的使用权。但农村集体并没有最终控制权。现在的改革试图扩大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允许把一部分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希望由此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但这里有几个基本问题:什么是集体,谁是集体,集体和自然人是什么关系?

产权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激励机制。为什么剩余控制权这么重要,是因为,谁拥有最终控制权,谁就决定了资产怎么使用。这不仅关系到经济的效率,也关系到社会平等和社会稳定。但是集体这个概念,有严重的隐患。允许集体在市场上交换土地的使用权,比不允许可能会提高一些效率。但谁是集体,它跟村里的自然人什么关系?这问题不解决,就会制造冲突和不稳定,尤其是,如果“集体”土地资产大幅度增值,当一个村的土地产生上亿资产,而村里的一些村民却仍然贫困时,由此产生的不公平,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不稳定。

界面新闻: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在权利上是不是可以分得很清楚?

许成钢:不承认自然人的产权,只承认集体的“产权”,就把产权问题搞的极其复杂。例如,怎么解决每家农户的住宅问题,所谓的宅基地的衍生概念。实际上,每家农户的宅基地在哪里,多大面积,都是村政府决定的。这个问题和前面的问题连在一起,集体是什么意思?集体的决策机制是什么?

世界上跟所有制相关的实践和讨论里,有一个叫合作制的概念。但合作制的产权跟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产权有本质差别。合作制的基础是私人所有的产权。合作社里的每个人是自愿的,合作社里每个人有个人的股份,即产权,可以加入,可以退出。但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不是以个人的产权为基础的,是一个不清楚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在国家手里,不是集体手里。这带来的问题就更大。

在三权分置的提法里面,国家仍然保留对土地的最终控制权。中国的政府结构里,国家的基层政府是县,通常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在县政府手里,有权力决定集体土地的最终命运。而县政府上级的权力压过县政府,包括辖域内的土地的控制权。如果集体把一部分使用权拿到市场上去交易,土地使用权已经转移,政府跑来说要收回,怎么办?法理上拥有土地控制权的各级政府,如何能保证不收回、不强制改变市场交易的结果呢? 

四、在科技前沿,政府的直接干预一定会出错

界面新闻:您过去多次提及,用计划手段来推动研发和产业进步是不行的。但中国该如何推动自己的产业升级和研发进步呢?就新能源汽车、芯片开发等热门话题上,您觉得应该有哪些不同的激励政策和取舍吗?政府难道完全不需要产业政策吗?或者应该确定哪些界线和原则。

许成钢:如果政府只关心社会进步、人民福利,并能找到最聪明的人来做事,政府直接干预可以做到的最好的事,也就是模仿和追赶别人已经做过的事。这就是所谓的计划。比如别人发明的产品,已经证明在市场上的成功,模仿追赶,跟着走,计划可以达到好的结果。原因是,计划需要目标清楚。但如果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没有成功先例的,是别人也在探索的问题,那么,政府直接干预是不可能做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探索中,需要的是大量的自由探索,只有市场的优胜劣汰才可以决定谁更好。在科技前沿领域,几乎可以说,政府的直接干预一定会出错,可能有万分之一的概率能赢。

比如新能源汽车,至今仍然是一个探索中的事情,政府不可能知道最终方案。探索就意味着很多要被淘汰,任何公司都有可能被淘汰。国际间大的公司有十几个,任何一个都可能失败。市场上有人会赢,有人会输。如果政府有权力,有资源,跑进来决定公司做什么,有意往一个方向引导,在失败时,就会输得很惨。所以,政府干预是很危险的事情。苏联、东欧、中国在这方面都有很多惨痛教训。

界面新闻:产学研分工里面,大企业、大学、中科院都可以投入研发。政府是不是可以把钱给到不同的研发机构来促进创新?

许成钢:革命性创新的产生、最前沿的革命性的创新,大部分产生在巨大数量的小公司,而不是在大公司。大公司的作用,往往是小公司的资助者和整合者。当小公司有重大突破时,有些自己变成大公司,例如苹果,脸书等;更多的是大公司把它整合进来,例如谷歌兼并人工智能公司Deep Mind。重要的是,现在看到的革命性创新的高技术大公司,不久之前都是小公司,都是自己成长出来的,没有任何一家是计划出来的。

大学对创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商业上、市场上实现的创新,从来不是只靠大学。大学能不能出重大科研成绩,第一重要因素是大学的基本环境。重点大学最大的问题不是缺资金,而是基本环境的缺陷。改进大学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政府少干预大学。大学必须是教授治校。大学如果不是教授治校,大学的创造力就不行,给多少资金也没用。当教授被官僚管起来,不能决定人事、不能决定资源配置,科研的创新就从基本上被限制。大学人事要由教授决定,研究资源要由教授分配。中国的大学最需要解决的是这个事情。

具体到芯片行业,中国差不多积累了半个世纪的经验教训了。首先教训来自前苏联。当年苏联的物理学、工程,在国际上的水平,远超过中国今天在物理学、工程上的国际状态。半导体现象刚发现时,苏联有非常好的固体物理学家参与研究这个现象。作为举国之力搞研究的制度的首创者苏联,在四十年代,通过专家决策,决定把举国之力集中在微型电真空器件上,而不在半导体上。原因是,当时半导体的研究方向,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清楚。没有人知道方向。这使得苏联比美国在这个最重要的领域,人为地进一步更落后了十几年。虽然,当时苏联没有把半导体研发全部停止。但举国体制决定,剩余的有关半导体的研究由一个院士来领导。他的方向,就是苏联的方向。他的方向错了,苏联就错了。而在美国和西欧,有几十上百个独立探索的实验室,靠市场的优胜劣汰,没有国家政策和上级,发明产生后又不断改进、不断发明更好的半导体器件,以至于大规模集成电路。

后来的结果是,苏联在微电真空器件上发展非常快。1950年代末时,它的人造卫星、宇宙飞船都跑到了美国前面。但后来落后得一蹶不振。最大问题出在半导体、集成电路上。因为单纯做火箭,它不比美国差很多,但它的控制系统不行,做不出来了。它用的是微电真空器件,而半导体成熟后,很快集成电路出来了,微处理机上做出了控制系统。比如阿波罗登月,用的就是最早期的集成电路。而苏联根本做不出来。集成电路出来后,苏联追不上,永远追不上了。

中国在五十年代初迅速建立了苏联的制度,由此长期走的基本是苏联的路。在跟集成电路相关的研究和技术上,中国没有什么基础。相比之下,在发达国家,芯片相关的研究和技术基础,是大批人长期摸索、市场优胜劣汰产生出来的。为了保证优胜劣汰的过程的公正,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制度的关键。因为成果是花了巨大代价摸索出来的。因此,知识产权制度是有意为发明者垄断设计的,其含义就是一段时间里法律给了发明者垄断的权利。中国过去没有参与过半导体芯片研发的过程。试图在短时间追赶,当然困难。试图超越,则面对难以客服的困难。因为只有创造全新的技术才可能超越。

革命性新技术的产生,从来不是国家机构押宝、大规模投资可以搞出来的。靠的是大批的独立研究,在市场上的比赛,通过优胜劣汰决定的。一个类似的比喻是中国足球。最好的团队不是计划出来的。如果制度开放,任何地方自由组织自由比赛,如此的大国,早就赛出人才了。但自上而下的控制,连最好的足球运动员都难找出来,更不用说他们之间形成团队。

界面新闻:人工智能、大数据是不是一个比较确定的赛道,会产生哪些大的商业机会?

许成钢:现在国际间形成了一个共识,科技界、商界正在兴起新一轮产业革命,其核心是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是广义的。现在人们提到人工智能,往往将其等同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是今天可以已经看到的人工智能的一种应用。将来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的方法是什么?这仍然在探索中。跟刚才讲的道理一样。最终取决于大量探索的竞争,优胜劣汰。

今天人们着手开发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商业应用,这个阶段可能有些类似于1980年代早期刚出世的个人计算机。人们仍然无法确认其前途和方向。当时,世界上在市场上大量销售的唯一台式计算机是“王安文字处理机”,这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代的个人电脑,但它是专用的。王安认为,通用的个人电脑是一个笑话。因为当时的技术不具备造出通用台式电脑的能力。家庭、小企业买电脑是为了处理文字、处理表格,而不是玩游戏以及其他乱七八糟没想到的小事情。当时的苹果机、IBM PC,在处理文字、处理表格方面比王安电脑差得多,成百倍的差距。但是,像王安这样了不起的天才,即便创立了当时市值已是排名第四的巨大计算机公司,在计算机发展方向上仍然看错了。这是革命性技术变化的本质,是市场竞争的本质。无数企业在竞争中会死去。即,这不仅仅是一个天才的错。

假设,如果当时王安变成某政府的顾问,政府有权力和资源决定创新的方向,那么,哪个政府按照这个顾问的建议去计划,哪个经济就会变成放大的王安公司。政府有钱,能够把王安公司挺的时间长一些。但是,不能永远。王安公司破产的损失只是一个公司。如果王安公司扩大成一个国民经济,那个损失就变成了另一种性质。总之,人工智能现在仅仅是早期,相当于1985年的PC。下面会有很长的不确定的路走。哪个国家能走多远,制度是决定性的第一因素。

界面新闻:区块链、比特币你关心吗?

许成钢:比特币是区块链的一个应用。区块链作为一个技术,非常重要,它仍在初始阶段,下面的应用会很多。它的发展的前途无限,但由于其自身还在发展,还有待发展,现在还很难具体预言它未来的应用和影响。

坚决问责,楼市的狼终于来了

未来城不落 • 4小时前 • One More Thing


狼来了的游戏终于结束了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子木聊房」(ID:zimuliaofang),作者:子木,36氪经授权转载。

8月7日,住建部在辽宁沈阳开了个会,其会议的核心就是一周前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层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达的「73字真言」。

其实当初这73字,字里行间里都包含了中央对遏制高房价的决心,但当初我做了解读之后,一些人还是不相信的。

因为回首上半年的市场情况,全国主要城市的调控次数就达到了260次。而这260次的调控,又颇具戏剧性,好像和购房者玩了一场场「狼来了」的游戏。

每次调控说遏制房价上涨,民众都信以为真,然而房价最后还是乘着抢房浪潮,披着乱象的羊毛一路高歌猛进,几次下来几乎没有人再会相信调控是管用的了。

不过这也倒是符合中国一贯的政策现象。就是高层发布政策,只要下发到地方,力度绝对会大打折扣。

地方要么用地方债居高库存没去够为由,要么用城市战争抢人才为由与宏观基调做博弈。上半年,除了长沙这个一向对高房价深恶痛绝的幸福城市,其余城市均被染指。

就这样,高房价在上半年「上行下不效」环境中持续疯狂,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最后发酵到动摇经济根本的地步。

例如社会问题上,购房者在限价政策下的投机抢房潮,对开发商不公平售卖的抗议潮,对高周转下的低质量房建的维权潮。

产业问题上,在去杠杆周期下被高房价挤压下的实体经济(尤其制造业)的连环爆破。在经济问题上,各项经济增长数据都进入历史级的谷底(具体数据大家可以去查,这里不作详细论述)。

而到达7月份的时候,全国楼市调控密集程度开始骤然加强。

合计超过60个城市发布了超过70次各类型房地产调控政策,刷新了历史记录,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会出台这么多的政策调控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狼,真的要来了。

其实,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楼市的定调就是中国楼市疯狂结尾的钟声。

如今,时隔一周,紧跟着的地方座谈会更让这「73字真言」在质疑声中落了地,真正地步入实施化阶段,拉开了中国楼市深水化调控的序幕。

这次会议内容很重要,官媒共发布了两段话:

一、加快制定住房发展规划

各地要加快制定实施住房发展规划,抓紧调整住房和用地供应结构,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完善和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支持合理住房消费,坚决遏制投机炒房,加强舆论引导和预期管理,持续开展房地产市场乱象治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开发企业、中介机构,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二、对楼市调控不力的城市坚决问责

各地切实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系统分析当地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风险点,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综合施策,把地方政府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确保市场稳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建立房地产市场监测体系,完善对地方房地产调控工作的评价考核机制。要严格督查,对工作不力、市场波动大、未能实现调控目标的地方坚决问责。

我们先从第二段开始解读。因为我认为第二段其实是第一段的背景,显得更为重要。

首先这次会议是在沈阳开的。而沈阳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它的监管能力在全中国是公认的“名列前茅”。

如果沈阳有成都、西安、武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人口条件,我相信沈阳绝对会成为全中国楼市乱象最严重的地方。

所以先从弱监管的地方开始「坚决问责」,也证明了中央此次实施的决心。

问责制在我们这个体制性国家是异常见效的。

自古以来,八府巡按到地方督办,这是涉及到乌纱帽的事情,纵使有千万种理由和借口都不能推脱了。

而评价考核机制也给你做好了,给你设置了涨停板,警戒线。直接和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

因此我认为,未来城市「限价政策」会一直存在,地方新房均价生死不过警戒线将成为常态。

而在这段话里还有一句重要的话是,把地方政府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确保市场稳定。

稳地价被提到了房价之前,说明高层真正承认了高房价的主要原因是地价高,而不是全甩锅给了开发商和炒房客。

土地招拍挂机制肯定是要拉高土地价格的,地方政府一向乐此不疲。而这次稳地价当头,则意味着除了一线城市,将会有更多的城市加入到限地价的行列中。

用「限地价,竞房价」的方式倒逼开发商竞拍,参与长效机制建立,这个是非常有效的。

现在我们再以「坚决问责」为大背景来看第一段的内容,其中有两句话比较重要。

  • 1.加强舆论引导和预期管理

  • 2.抓紧调整住房和用地供应结构

  • 1.加强舆论引导和预期管理

在楼市,预期是影响房价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大家相信房价会涨,纵使你再怎么调控都无济于事。刚需也会转身变为炒房客拼了命买房。

如果预期打碎,所有人相信房价会跌,你把刚需拉到售楼处,也别想从他裤兜里掏出一个镚子儿。

那么可能就有人想问了,这个预期看不到摸不透,怎么管理?

其实很简单,就是管住媒体的嘴巴。

前段时间,有某大V发文说厦门房价腰斩,均价跌了1万,引起网友疯狂转载,所有人开心叫好,传染到全国,购房者预期被严重影响。

当然,子木至始至终也不看好厦门,但感觉这件事情很可悲!因为没有人去真正的探寻事实。厦门房价泡沫是高,也是处于阴跌挤泡沫阶段,但不至于腰斩,不至于普跌1万。

(图为厦门近一年的价格走势)

市场下行,必将出清劣质产品。那么不抗跌的非地段楼盘会及早的暴露在大众视野里,那么用这些现象去以偏概全不觉得可笑吗?

甚至还把新楼盘因限价「被动下调」同理于新楼盘大幅「主动下跌」,这种玩法只能为其双击666了。

所以,所谓加强舆论引导和预期管理就是,媒体声音必须符合调控基调,唱涨的一律请去喝茶,唱跌的一律供上神坛。

媒体的声音变了,大众听到的声音也就变了。预期改变只是分分钟的事情。

2,抓紧调整住房和用地供应结构

什么叫供应结构?这个我之前也讲过。就是有钱人去住商品房,没钱的大学生住人才房,穷人住保障房。这是要学新加坡房地产模式。

可惜的是,新加坡人家是一开始就把供应结构的底子打好了,商品房占少数,市场有绝对的保障体制。

而中国98年房改之后,商品房几乎占了市场的全部。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土地供应,大部分以商品房为主且发育成熟,那么未来保障房供应大部分都「偏离了本质」。

一是保障房供应所得到的土地肯定是相对偏远的地区;二是保障房所提供的供应量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量。

所以一线城市是不可能靠提高保障房供给量去实现长效机制的。而二线城市虽有这个土地基础,但是否有发展保障房的动机,这个有待考量,毕竟对于地方来讲这是不赚钱的生意。

所以,未来长效机制还在于房地产税。

如果房地产税所得来的收益大于土地出让金模式,那么长效机制一定能确立,反之则很难施行。

最后讲一下此次会议对未来房价的影响,并一并给予大家几个建议。

  • 1.这次中央对楼市采用了问责制,是下了狠心的。 

  • 主要是因为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太大,实体经济扛不住,小微企业也扛不住。那么货币放水又成为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而如果今后的放水再次流入楼市的话,结果如何大家都能猜得到,基本是可以歇着了。

  • 2.此次会议相当于下达了房价剿杀令,房价是肯定涨不上去了。如果未来有一些城市撑不住进入下行通道,媒体再添油加醋影响购房者预期,大部分城市都难逃房价下跌的命运。

  • 未来将会有成批的炒房客开始逃顶,没有刚需拖底的房价加速阴跌,有刚需拖底的房价维稳抗跌。但一定要相信,腰斩暴跌崩盘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一定会有人救市。

  • 3.纯刚需能上车就上,因为严查信贷整治乱象也会波及到刚需,而货币定向放水也不会给予房贷利好。大局势下房贷只能越来越难,你是等不起的。

  • 4.这个阶段想投机炒房的就死了这条心吧,高位套死是分分钟的事情。但对于长期投资来讲,房子还能赚钱吗?答案是可以的。

长期来看,房价涨幅看城市发展和人口需求,是拼实力的年代,被低估的城市和抗跌且升值潜力大的地段是最好且唯一的标的。

毕竟,像2016年那种好光景,再也不会存在了。

许耀桐:国家的强大就在于制度的强大

2017年03月24日19:00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国家的强大就在于制度的强大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总论》,许耀桐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无疑成为当今我国学界的一个宏大研究课题。我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总论》一书中,着重探讨了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点这个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点,就在于国家制度的成熟完善以及对国家制度的执行、监督要坚决有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形成和展开,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赋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是对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怎样治理社会主义国家”重大问题的回答和破解。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已经成功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现在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这就是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点就在于国家制度的成熟完善以及对国家制度的执行、监督要坚决有力。一个国家制度的成熟、完善和执行、监督的坚决有力,这是现代化对国家治理体系提出的基本要求。站在现代化的角度看问题,国家的强大就在于制度的强大。毋庸置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重在加强国家制度建设。

■提出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敢于面对现实、奋发有为的集中体现

我们党提出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不足、奋发有为、充满自信的集中体现。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坦承中国在制度问题上存在严重缺陷。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关于制度的“四性”之说,可以说是对制度的功能和作用所做的最为全面、科学的表述,也是对制度的意义所做的最高评价。所谓制度的根本性,可谓奠定基础;制度的全局性,可谓决定大势;制度的稳定性,可谓保持均衡;制度的长期性,可谓克服随意。在制度“四性”的保障之下,一切都要在制度的规范内运行,人人都要按制度的规定办事。

现在,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和愿景,已经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继承和付诸实施。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规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选择制度改革的路径

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就是死路一条。在我看来,现在的改革和以前相比,有四大突出特征:改革由单一转向全面,由容易转向复杂,由表层转向深化,由“摸着石头”转向“顶层设计”。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针对原有的体制和具体制度继续深化改革,实现制度的自我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必须从全面深化改革着手。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推进,是各领域改革推进的联动和集成,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制度改革的更加波澜壮阔的宏大局面。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高度重视制度建设问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性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制度建设必须着眼于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所建立的制度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走自己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闭关锁国,闭门造车,而必须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一切先进的经验。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

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在内的一整套的制度和制度体系安排。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坚定推进制度改革 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

证券时报2018-08-10 07:10:56

证监会近日重提“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等五项举措。2018年上半年,监管部门加强修炼内功,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继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严格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后续举措落地,将有利于提振市场预期,为市场注入信心。

图片来源:摄图网

日前,证监会表示将继续深化发行制度改革,积极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不断完善并坚决实施退市制度,加大相关基础性制度改革力度。业内人士认为,历史关键期,兼顾稳增长和去杠杆,在严监管“堵歪门”的同时,需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恢复金融体系造血功能。开放和改革相辅相成。扩大开放,也需要完善国内权益市场基本制度,尤其是注册发行制和退市制度,真正形成公司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防范风险 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创新

近年来,为防范和化解高杠杆风险,资本市场进行了不少创新,包括推进资产证券化、发展信用违约互换(CDS)等衍生品市场,成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及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鼓励市场化“债转股”等等。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指出,由于底层法律、定价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融资功能,以及风险分散和转移的功能都有待进一步发挥应有作用。

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提出“六个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政策目标。会议要求,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要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从数据来看,上半年“去杠杆”效果明显,银行表外业务持续加快收缩,杠杆结构有所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增速明显放缓。今年以来,以往占社融1/3左右的表外融资呈加速收缩态势。,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约四分之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水平从20%左右降至7.3%。

刘锋认为,虽然债务增长明显放缓,但紧缩过猛容易造成债务负担进一步加剧,或截断企业现金流,资金链断裂,形成违约并破产清偿。这种“断奶”式降杠杆模式具有通缩的负效应,容易加剧短期系统性风险。在严监管“堵歪门”的同时,需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效,恢复金融体系造血功能。作为负责国民经济资金循环的金融系统,宜疏不宜堵。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也认为,对于资本市场坚持改革开放尤其重要,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问题的真正钥匙。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短期适度刺激,对于经济稳定来说有必要。当前经济韧性强,城市群化向纵深发展,企业总体盈利仍然不差,新经济动能也在不断增强,就业比较稳定,民众也向往改革,改革是可行的。

坚定改革 继续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

证监会近日重提“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等五项举措。2018年上半年,监管部门加强修炼内功,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继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严格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后续举措落地,将有利于提振市场预期,为市场注入信心。

但当前经济环境下,市场风险偏好明显下降。信用风险上升、融资萎缩已造成债市融资困难、股市持续下跌等连锁反应,而这种资产价格的共振也极易强化市场的避险情绪,形成负反馈,加大系统性风险。

刘锋表示,五条重点工作适合当下我国经济和市场的需求。改革开放举措需要一个好的资产标的“库”,我国权益市场能否给国内外投资者这么一个“库”决定这个市场的性质。注册发行制和退市制度的推行,可能会真正形成公司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造假公司被清理出市场,有前景的公司获取更多的权益融资,既实现了权益市场真正目的,又能促使投资者更加注重价值基本面。

此外,国企的员工持股也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后续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内更加注重资本运作,而非微观管理的重要步骤之一。

花长春认为,历史关键期,要兼顾稳增长和去杠杆,必须在堵住风险敞口的同时,加快培养提高市场的风险识别和定价能力,培育风险投融资市场,尽快疏通拓宽新的风险投融资渠道,壮大新金融体系支持新经济成长和传统经济转型。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在于创新和金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已迫在眉睫。

只有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才能较为稳妥地化解系统性风险,平衡好去杠杆和稳增长。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中国资本市场将跨入发展“新时代”,以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代表的“新金融”终将在中国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90后新中产的“焦虑”:他们对社会有些不满,但又能怎样?

子木商业见闻

百家号08-0614:42

如果说危机是十年一轮回,那么2018年轮回的结果就正好砸中了“90后”的脑瓜子之上,特别是最早那一批率先步入中产的“90后”,我们称他们为“新中产”。

在谈论这群被砸得“非常痛”的90后新中产之前,我们先谈谈“中产”的定义。

我认为“中产”并不是简单指财富、地位、身份,而是指的一种消费态度,即更加注重细节、质量、品味、创意、个性文化。“消费态度”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界定中产的指标,是因为一个人的消费态度更容易体现出他手上资金的可支配程度,例如剥除贷款、租房等固定支出之后,在“吃喝玩乐”上的消费程度和态度。

简单概括中产的消费行为就是:他们需要买好的,但又不是最好;买贵的,但又不是太贵。我们姑且就在这个“中产”标准下,加入一个“年龄段”作为区分,那么寻找符合“90后”年龄特征的“新中产”就更容易被了。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新中产”来谈“焦虑”呢?

尽管“90后”已经步入了需要把“防脱发”从话题的层面提到操作的层面的年纪,但这显然不是他们唯一要面对的“焦虑”问题。我认为“焦虑”一词,本不应该在这群率先步入中产的“90后”群体——他们比同年龄人走得更远更快收入更高,本应该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流砥柱的他们,为何反而更快地陷入了“焦虑”之中?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说是“房价”让他们焦虑吧,但答案真的这样简单直接吗?

为此,我选择了几位税后年收入在“30万+”的“90后”了进行采访。

人物一:谢菲菲,89年,北京的某大型基金产品经理,税后年收30+

“我现在真的非常焦虑。”一杯啤酒下肚之后的谢菲菲说起了她所“焦虑”的事情。最近,谢菲菲跟拍拖三年多的男友登记了,但她并不想操办什么的婚礼。原因就是想“省点钱”。读金融出身的谢菲菲善于计算各项生活成本,而结婚的成本被她归类“无必要的开销”。

当我以为谢菲菲是因为“婚姻”而焦虑的时候,她说了“辞职”的想法。

“从到北京读大学计算器,到现在已经在这里10年了,但我始终感觉不到‘归属感’。先不说北京的户口我是否能拿到,那挡在眼前的房价就已经让我绝望了。”谢菲菲说,“现在回老家,无论是娘家还是婆家,都在追问我们关于房子的事情,好像我们的未来除了房子,无论做什么都不值得家人认可了。”

如果不是听她亲口说这话,我很难象出来,以当年市里的文科高考状元身份考入北京知名大学金融专业的她,说出了在北京找不到“归属”的话。在我们的眼中,谢菲菲就是那种一路以学霸身份走来,在她的字典里没有不曾有“放弃”二字,更不会说出这样消极的话。

89年出生的谢菲菲今年29岁,按照计划,她将在33岁那年结婚,35岁前要一个孩子。去年这时候,她说还有5年时间去考虑房子的事情。“对我来说,房子不是一个家,而是一个枷锁。每当说起房子,我在事业上所有的规划都有所顾虑,我不希望自己毕生所有的奋斗只是仅仅为了一套房子和一个户口而已。”谢菲菲又喝了一口啤酒。

“咱们再想想办法就好了。”谢菲菲的老公是一名律师,在北京一所律所担任经济类案件诉讼工作。收入稳定,性格内敛,也是名校高材生。如果按照家庭收入,谢菲菲跟他老公二人可以实现税后年收入45万以上的目标,但同样的“焦虑”也出现在他的脸上。

也许,“焦虑”是一种传染病吧,他们两都被感染了。

而他们认为解决这样的“焦虑”的方法,就是离开北京,到南方城市闯荡一下。

人物二:陈锋,91年,上海的互联网创业者,税后年收30+

认识陈锋是因为一场互联网活动,我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这位90后创业者的代表。91年出身的陈锋是上海某211、985大学的IT专业学生,在他大二那年,国家开始提倡“双创”的政策,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他无疑是那个风口的受益者。

2014年前后,各类创业团队和各种风投基金激情碰撞,那时候的创业项目和风投资本满天起舞。还是大学生的陈锋跟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app开发团队,开发了一款面对上海大学生的兼职App,结果大热,注册人数一个月内猛增2万人。到了2015年,陈锋的创业团队拿到了第一个天使投资。作为团队的负责人,陈锋每个月拿到了2万的月薪,他人生的第一张名片是印上了“总经理”的职位。

2016年,陈锋大学毕业了,而他的项目也迎来了B轮融资,但是这次,因为自己对项目管理经验的缺乏,以及投资的不断进入,投资方对项目的把控程度不断加深。到了2016年底,陈锋不再是总经理了,而他的薪酬也比过去峰值时期低了50%。

2017年,陈锋从项目退出,投资人以股权买断的方式支付了100万给陈锋。他至此正式离开了创业团队,并受邀加入了一个互联网公司。拿着30万年薪的他,也成为了一名“新中产”。

陈锋一直认为,出名和赚钱都是要趁早,所以他在大学期间就不断提高身价。“我真以为自己可以在这个项目干到底,起码到实现财务自由吧?”陈锋说。

由于有成功的创业经验,陈锋在新公司的起点很高,作为一个毕业两年多的职场新人,他的年薪加奖励可以达到30万以上!但就在上个月,在产品经理岗位上干了1年多的陈锋辞职了,理由是他适应不了“给别人打工”的节奏。

陈锋说,在离职之前,他“焦虑”了大约半年:几年前那段校园创业的经验,让他对现在职场身份的调整感到无所适从。于是,他拿着手上的100多万元,打算回到老家,投资一间连锁品牌的餐饮门店。

人物三:何小小,92年,广州的某宇宙第一房企市场部,税后年收30+

最近,何小小刚负责组织公司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因为某些建筑工地的意外,让她曾经引以为荣的企业变成了过街老鼠一样被舆论口诛笔伐。“呵呵,我已经一周没有回家了。”当我问她发布会成果如何时,何小小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发了我这样一句话。

何小小是92年的女生,2013年广州知名大学毕业之后通过校招进入了房地产行业,那时候她所在的企业还没有得到宇宙第一房企这样的称号,也没有现在的天灾人祸,可谓静静地过着该有白领的生活。

而在业内,何小小的企业是以“加班多、福利好”出名的,况且吃住全包,可谓相当给力的企业了。而在2015年,何小小结婚了,而就在同年,凭借坚实的收入基础,她与同样是在房地产行业的老公一同贷款扛下了一套距离市区30公里的房子。当年,何小小生了一个女儿,可以说是十分和谐幸福的“90后”新中产家庭了。

2016年,何小小响应了国家“二胎”的号召,开始准备努力“造人”。

但无奈的是,广州的房产政策开始调控,在市区购房的社保年限也由3年变成5年了。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却活生生地挡在了何小小的面前。

而且更奇葩的事也发生了——赶在新政出台之前出手置换房子,却在卖家在签了合同之后被违约惜售了!于是,卖了原先房子的她,现在也住不到新里房去。

于是,她的二胎计划搁置了,换房计划重新提上日程。因此,一切开销都省了下来,都是为了弥补那次买房失败的恶果。

何小小说,拍脑袋决定的政策不是“误伤”了她,而是“真伤”了她(她说的真实伤害,就是游戏里面无视防御的攻击)!现在,何小小所有消费都是“省”为主,因为“买房”的问题是以后摆在她孩子读书户口等问题的最大障碍了,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存钱了!

今天,我们国家也确是遇到一些麻烦,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其他,这个不确定性,是这批30岁以下的新中产年轻人从来不曾遇到的,他们的过去全都伴随着中国黄金增长,不过,不经受风雨哪里见彩虹。

“三十而立”或许就是这一代人的宿命吧。

作者:李宇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