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留柱中国思想史研究需要继续深耕——式微中的思想史研究

社会科学文摘2019-02-10 10:47:19




主要内容

20世纪90年代学界面临的问题,一是信仰危机。其所谓“思想”,“只不过是依附于政治使命或政治前途这张‘皮’上的‘毛’而已,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也从来不是靠学术能够撑起来的”。二是以“纯学术”来掩盖自己思想的贫乏和信仰的丧失,到书斋生活中去寻求“学术独立”和“人格自由”,使“思想和学术都呈现出一种向内龟缩的趋势”。


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转向

 早在1994年李泽厚就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九十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他还在同年的一次访谈中说,他并不反对“对具体问题作微观的实证的研究”,但是“重视专门之学,强调细部研究并不就是一切”,那种认为“只有考据、微观、实证才是真功夫,而所谓思想则既不能称为学问,对社会也并无用途,而且似乎谈思想搞宏观是非常容易的事”,这是一种大错特错的认识。“思想家必须具有广阔视野和强有力的综合把握能力,才能从大千世界中抓住某些关键或重点,提出问题,或尖锐或深刻,反射出时代心音,从而才能震撼人心而成为思想家。”

 2012年,彭卫有一篇名为《近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之观感》的学术评论文章,在充分肯定由于“大量新的资料不断刊布”导致“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持续进展的态势”的同时,也尖锐指出了其间的一大短板,即学者“对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着意有限”。作者慨然发问道:“对具体问题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能否支撑起构建理论的空间?在对中国古代具体历史研究厚实的基础上,能否尝试提出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自己的解释?更进一步看,我们能否在自己细碎的研究点之外,寻找到理论上的突破口?”

2013年,王学典发表《治学术史的两条道路》一文,对学术转向及其影响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一是受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1990年代以降,进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新时代。思想观念的反思、建构和争鸣遂让位于对学术传统的爬梳、整理和重续。于是,学术史研究迅速取代思想史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焦点和热门,畅行至今。二是治学术史逐渐形成两种路数、两条门径并存的局面。一种是以事实为中心,以材料考辨、定点清理为主要工作;一种是以问题为导向,以范式探讨及线索梳理为基本任务。结果,前一种路数有长足进展,遍地繁盛,成绩斐然,为当下大宗。这是基础性、起步性的工作,意义当然不可低估,以后也不可或缺。但后一种路数的研究是更高层级的工作,是怀抱明确的问题意识,借助某种观念工具,力图对学术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走向进行整体把握,进而为当前的学术研究寻觅一条恰当的路径。但这种研究在整体上薄弱,甚至被刻意回避。总之,学术界重学术轻思想风气的形成,治史者对“事实”热衷,对“问题”冷漠,沉潜于专深之学而回避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以材料和事实为中心的路数发达,而以问题为导向的路数低迷,这与当下学术界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学术转向的两大原因

那么,这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转向,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王学典所说的“受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可能只是原因之一,是学术界面对外部环境的突变而产生的一种应激反应。除此,还应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因素在发挥着更加持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邓晓芒所分析的,“思想和学问的分裂”,原因往往在于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学者不敢表露自己的思想,只能以学术的方式来藏匿思想,或借以自保,如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国的乾嘉朴学;另一种是思想的狂躁和学术的浅薄导致的分裂,如胡适的口号‘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90年代的轻思想而重学术也属于此列”。

我们先看前一个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原因。对此有更进一步明朗化解释的是程广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演讲。首先,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转向”。“所谓‘学术’已经获得了话语霸权,而所谓‘学者’则通过这种话语霸权的获得,逐步争取到学术资源,并且掌握了学术权力。”这次学术转向的影响虽然只及学界,但深刻持久,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80年代“思想解放(启蒙)的历史终结”。其次,关于这次学术转向,它“是由一场关于学术规范问题的争论引起的”。在争论中出现了三种基本趋向,一是邓正来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要求通过“确立学术规范”,拒斥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保证“学术自主”。二是朱学勤强调“民间思想”的意义,认为近代知识体制和大学的两面性“有利于知识传授而有害于个性成长,有利于学术积累而有害于思想创新”。三是刘小枫强调“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个体学术的价值”,认为个体学术才是最基本的问题。结果,第一种强调“学术规范”的意见成为大陆学界的主流,“同时将民间思想、个体学术拒斥于体制外”。最后是转向的影响和得失。一是学术规范好比一种准入制度的“围城”,在这个学术特区里,双方达成一种隐性的“契约”。学者回到书斋,放弃了思想的权利,不做第一流的思想家,只做第二流的学问家,从而获得了学术的权力,形成体制内学术。官方则保证了思想的权威,让渡了学术的资源,使“纯粹学术研究获得了与意识形态学术研究大致相当的位置”。二是学术自主性的实现,符合韦伯所提出的“世界的祛魅化”(去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性的表征,其表现就是价值中立和意义悬置。“在这种纯粹学术中,原本为问题而创造的学理,反而获得了自己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于是在学术规范旗号下,经验主义的朴素学术被边缘化,而教条主义的繁琐学术被中心化。三是大陆学者身份职业化转型的实现,从依附于政治的官方知识分子和依赖于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分化出一大批学院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学术而学术,依靠手中的学术“绝活”,以之作为谋生手段和“生存技艺”。四是出现了一场“学术大跃进”,官方学术资源投入之多,产出之少,史无前例。结果是学术“虚假繁荣,真正腐败”,但它是一次“和平赎买”,虽然对学术进步的意义有限,但对于“政治稳定”的价值却无可置疑。

王学典也就此分析说,1949年以后政治长期介入学术的深刻教训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因素,但不可矫枉过正、因噎废食,不可鉴于以往“以论带史,造成的流弊而排斥思想理论。研究历史不仅需要史料也需要理论和概念。离开了理论,人们对现象只能局部的个别的认识而在整体上毫无头绪。具体材料只是素材,只有思想才能将之变成学术。所谓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不仅有伤害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如基于社会现实“提供问题意识”,这是学术活动自身所无法产生的。

邓晓芒对这种因意识形态原因而产生的学术转向进行了尖锐批评。他说,90年代学界面临的问题,一是信仰危机。其所谓“思想”,“只不过是依附于政治使命或政治前途这张‘皮’上的‘毛’而已,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也从来不是靠学术能够撑起来的”。二是以“纯学术”来掩盖自己思想的贫乏和信仰的丧失,到书斋生活中去寻求“学术独立”和“人格自由”,使“思想和学术都呈现出一种向内龟缩的趋势”。三是真正的学术规范应当是思想规范,通过思想交锋和辨析,清除思想界的陈腐之见,使得一方面尊重事实,一方面尊重逻辑,不能只是表层次的技术规范。四是中国当代思想和学术的分裂,在于学人的思想本质上还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只是传统型的道德思想或政治思想,并且使之立足于以“诚”“信”为本的情理之上,“不容学理和逻辑有自由施展的余地”,成为道德从而也是政治的附庸。

关于这次学术转向的第二种原因即社会文化因素,2011年汪丁丁在一篇名为《学术家为什么没成为思想家》的简短网文中,有一种独辟蹊径的论断。他说: “本世纪的最初10年,权力的败坏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活世界各领域的败坏,最后一个最高级的领域——它涉及人的本质(自由或创造的能力)——是思想与学术领域的败坏。”“首先,它的一般特征是思想能力的缺失”;“其次,它的中国特征在于,它是以精英身份维护着思想能力的缺失。”接着作者又说,“根据韦伯的感受,当代社会的知识困境在于:学术而缺乏思想,专家而没有灵魂。导致这一困境的,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日益严格的大学分科制度和理性社会的官僚化”,结果导致“普遍的平庸”。

 

中国思想史需要继续深耕

不久前,陈春声教授曾经大声疾呼:“世代交替之下的中国史学的发展,可能又到了重新关注理论思考的学术价值的时候了”,他的认识基于两个理由,一是长期研究课题的碎片化,学界由“小题大做”,变成欠缺问题意识的“自言自语”,这样使带有“终极关怀”意义方向感的学术研究已经相当薄弱,难于培养起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或“人类文明”的意识和雄心。二是“数字人文”时代的来临,历史学者的功力,更多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更重要的是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出思想”与否,成为新的学术世代衡量史学研究成果优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能否具有更大的理论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对于新一代史学家来说,可能已经成为对其学术生命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的理解,这里强调重新关注“理论思考的学术价值”,要求能够“出思想”,其实涉及两个“生死攸关”,一个是与整体的“中国文明”的演进和我们能否将自己的文化传统融入现代“人类文明”的潮流生死攸关,一个是与作为学科的史学研究的前途生死攸关。

李开元

首先,我们来看后一个问题,即史学界如何能够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甚至历史学科在新时代变得更有价值。我们都承认,史学是分层次的,它又是以学者的思维认识层次作为基础来划分的。比如李开元的史学层次模式理论即认为,作为整体的史学,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的。

第一是基层史学。它以确立历史事实之具体存在为目的,往往通过技术手段如考释和描述的方法来追求史实的复原。传统史学中的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都可归入此范围。第二是中层史学。它在基层史学已经确立的史实基础上,以探讨各个史实间的关系为目的,用逻辑分析和归纳的方法来追求繁纷史实关系的合理解释。传统史学中的史论,往往就是有意识地从因果关系上来解释史实的,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以及今天学术期刊上的大量论文,都是在这个层次上有所“发明”。第三是高层史学。在基层史学确立了史实和中层史学对史实关系进行合理解释的基础上,史家进一步建立历史演化的一般法则和理论模式,哲学上的抽象和假设为其工作方法之特点。如顾颉刚在《古史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中提出的“层累造成的”中国传说的古史系统说,又如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都可视为高层史学的代表。国外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则被称为高层史学的典范之作。

尽管处于不同层次但只要是创新性的成果,都应该具有相当的史学价值,可是这种价值也并非完全等同。从对社会和文明发展演进的贡献以及其学术影响的大小而言,高层史学的价值往往要重于中层史学,中层史学的价值又往往要重于基层史学。因为根据“怀特海三段论”,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对重要性的感受。“思想”和“学术”之间,前者更偏向于“对重要性的感受”,后者更偏向于“表达”。高层史学借助于理论工具,往往从全局出发,具有更鲜明的问题意识,更敢于回应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而基层史学以“纯学术”自诩,由于缺乏思想的引领,只能局促于对史实的零碎而平面的“表达”。

邓晓芒提出,学术和思想的关系可以归结为“历史和哲学的关系。只有在哲学的眼光中,历史才能真正成为历史。因为按照当代解释学的说法,所谓历史并不仅仅是编年史和史料史,而是历史的意义的历史;不是外在器物的历史,而是赋予这些器物以意义的人的发展史”。而这些单凭实证的“死学问”是无法揭示出来的。反过来,“也只有在对历史发展的思索中,哲学和深刻的思想才有可能形成起来,并对历史具有超越性”,才能产生真正的“新思想”,而历史科学根本说来是隶属于哲学的。这无疑是对高层史学及其价值的充分肯定。

这些,都是从史学建设和发展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思想史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像陈春声所呼吁的,“能否具有更大的理论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对于新一代史学家来说,可能已经成为对其学术生命生死攸关的问题”。

其次,关于我们如何通过“带有理论思考价值”的史学研究,以“培养起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或‘人类文明’的意识和雄心”,这是一个涉及面广而又非常深刻复杂的问题,这里只能从三个角度做个简单的提示。

第一,我们还处在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艰难过程之中。按照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前后两个社会政治形态的转换,其间必有个作为瓶颈的转型期,即“三峡”。中国古代从贵族封建体制转向皇权-官僚体制,大约从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启动,到西汉武、昭之际基本完成,前后约300年。而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大约从鸦片战争后开始,至少需要200年,估计到本世纪中叶方能基本完成。作为一个14亿人口庞大国家的现代转型,是一件万分复杂的事情。我们既需要从当代各国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还需要从特殊的国情出发,从历史的得失进退中提炼出宝贵的思想资源,来支撑我们顺利地走出“三峡”困境。当今,人类在信仰、价值观、行为方式、情感、心理、审美等等方面都面临着全方位的困扰,中国人也不例外。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继续进行深入探究,锻造理论利器,以获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而承担使命的前提,无疑是精神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

第二,华夏文明需要一次“凤凰涅槃”。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度和持久的影响力是靠千百年来为数不多的思想家来奠基的,所以思想家被称之为“国之重器”。其任务不仅是整理既有的思想成果,使人类在文化上能够薪火相传;而更重要的则是对旧文化传统的颠覆、破坏和解构,从而引领出一个新的思想时代。正如许纪霖所说:“启蒙运动百年以来,尚未解决的真正问题有两个:其一,如何将‘好’的文明内化为中国人能够认同的‘我们的’文化? 其二,如何将‘我们的’文化提升为全人类普世的文明?” “只有当文化与文明的主体重新合二为一,不再撕裂与对抗,中国才能走出百年来的二律背反,重拾民族的自信,再度成为一个对人类有担当的世界民族。”

第三,未来大学的新样态,也值得深入思考。现代大学是民族的“灵魂”。但随着“数字人文”时代的到来,文明的记录和传播介质日益借助于互联网,知识获得的方式已经技术化。所以未来在大学里“获得现成知识的功能将变得不重要”,人文知识的获取多数可以在校园外实现。如果文史哲的教学体制还是以简单传授知识为目标,那么它们在大学中还会有合法地位吗?谢泳认为将来大学的功能将转变为“聚集青年,思想碰撞,在群体生活中互相激励,养成相互合作的精神以适应未来的社会生活”。未来学生在大学要养成现代的创新意识和基本素质,学会容忍异端和包容不同政见的现代政治风度。教师必须用思想和人格来感召青年,师生关系将有可能“重新回到传统的师徒模式,有思想共鸣才产生关系”。

以上三项为荦荦大者,已经充分说明思想资源的深度开掘和思想史的深入研究,不仅不能滞停消退,而且必须奋起直追,将其水准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级阶段,以不辜负时代的期许。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摘自《史学月刊》2017年第9期;原题为《式微中的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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