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计划生育思想

皇汉2019-02-10 10: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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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口与计划生育》 1998年02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原文链接: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RKSY802.007.htm




       新中国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 是一个历尽曲折、艰难行进的过程(点评:这也表明了周恩来的执着与深谋远虑)。周恩来总理一直主管我国的经济工作, 对人口形势的日益紧迫忧心如焚,在长期工作和摸索中,形成了对人口控制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计划生育思想。



 

(一)周恩来计划生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作者补充: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对计划生育问题的探索(曹应旺)分析“我国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时写道“据国民党政府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提供的数字,1947年全国人口为45559万。从1840年至l947年的l07年间,全国人口增加4278万,年平均增长率不过0.92%o。人口平均寿命短,农村平均35岁,城市不足40岁,具有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低和平均寿命短的典型特征。对此,1957年6月6日,周恩来分析其原因是:


(1)劳动人民贫穷,生活极苦,不能结婚,或者结婚较晚,结过婚的因生活困难也无法生儿育女,常有弃婴或溺死婴儿。

(2)由于卫生条件很差,无法求医就诊,婴儿及产妇死亡率很高,还有经常发生瘟疫的流行,因而死亡率很大。

(3)旧中国有着数不清的灾难,如水、旱灾荒,没有人管,很少治理,由于灾荒结果,人民生活不能安定,身体抵抗力降低。

(4)由于长期的内战的原因,使得人口减少。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到1957年每年差不多增加1300万人。1957年全国人口达到64000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快的人口增长?首先,周恩来分析,这是“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国家救济工作的进行、和平的生活环境四种因素在起积极作用”。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1957年9月26日。其次,周恩来认为,“男尊女卑”、“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意识,以及现行中某些不合理的按人头分配的政策对人口过速增长有着不良影响。”)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说: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 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邓小平在1953 年8 月, 刘少奇在1954 年12 月, 先后提出“节制生育”的最初想法。然而, 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 必须依靠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明确有力的政策制约。中国呼唤着切合中国实际的人口理论人口政策。

 



(二)周恩来计划生育思想的初步形成



 

        1956年9月27日, 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 提出“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 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这里我党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讲节育问题。另据有关资料表明,周恩来1956 年4 月20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时的发言中,首次使用了“计划生育”这一提法。他指出:“在工人、职员中生育要有计划,别的都有计划了,为什么生育不能有计划呢?(点评:周恩来反对计划经济,却对计划生育情有独钟) 生育有计划就可把后一代教育得更好⋯⋯研究些科学的好的避孕方法。这一点上邵力子的意见是对的,不会发生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错误。计划生育这也是保健的一种。”这一思想连同整个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在这个问题的有关阐述,标志着周恩来计划生育思想的初步形成。




周恩来的计划生育思想的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周恩来“计划生育”主张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国情的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周恩来指出:“中国很落后,不仅农业落后,工业更落后,首先中国人口多、土地少,底子很穷。中国的一个特点是多数人口住在少数地方,少数人口却住很大地方。全国94% 的人( 汉人) 居住了全国40%的地区,而占全国6%的少数民族却居住着全国60%的地区。



点评:当时汉人大约96%,而不是94%,汉人居住的地方除了西藏外,大部分都是居于多数,说汉族只有40%的居住面积是不对的!




      中国的人口数量,建国后有了高速的增长。周恩来指出: 青年人刚“结婚几年就是五六个孩子”(点评:太夸张了吧?生五六个孩子平均需要十几年),在城镇、乡村“可以看见到处都是孩子”我国“一年增长的人相当于一个不很小的国家的人口”




       周恩来对国情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政治气候的高度敏感上。我国控制人口工作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而受到了挫折,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既紧迫又不能操之过急。他在接见斯诺时说:“我们相信计划生育是正确的, 但在中国马上实行是困难的”,表现了他审时度势,冷静、客观地处理国家大事的高超艺术。





        第二, 周恩来认识到, 人口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 必须与经济发展规律密切相连。周恩来指出: “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

大。衣食住行, 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 增长量并不大。”他进一步认为:“我们要有计划地、逐步地增长( 人口) ,这样才能和整个生产相适应。




        第三, 在认真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积极宣传计划生育的重大意义并指出实现的重要途径,对改革贯彻中出现的思想偏差进行纠正和指导。




       在宣传节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意义时, 他指出: “提倡节育, 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首先是为了母亲与小孩的健康⋯⋯第二是教育,生得太多难以教育好。第三是为了使民族一代代健康。”他还曾说: “有计划地生育,人口有计划地发展,不但可以使人民体质更加健康,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是有作用的。”他既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道理上进行宣传,同时也注意从公民切身利益的角度去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不但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大声呼吁,而且深入群众, 对各个阶层、各种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在计划生育实现的途径以及措施上, 周恩来提出提倡晚婚、提倡节育的办法,这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两个方面。提倡节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的人口过度膨胀,而提倡晚婚,则可以延缓人口压力的到来。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提法,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他还强调,要研究些好的避孕方法,“我们将来派个考察团,专门去考察如何节育⋯⋯我们要去日本、印度求避孕的仙方。”他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表现了强烈的开放意识。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政策的执行情况,注意纠正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偏差。他在不断强调节制生育、计划生育的同时指出:“我们不同意西方的禁教主义,尤其是引导到享乐主义,我们在东方提倡节育,但人口还是会增加,只是一个家庭不要有太多的孩子。”他提倡节育要尊重人格,不能强迫执行,强调问题要协商解决,反对在人口计划上的主观主义。他提出, 在人口政策上要体现民族政策,节制生育主要是汉族等等。




      在领导机构的问题上, 周恩来曾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 “我们陈云同志已经开言答应, 他做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说明当时领导机构问题也在周恩来脑中形成了基本的看法。然而这个设想却因政治气候的骤变而未能实行。





     第四, 周恩来对计划生育问题的理论思考及阐述。他在谈及计划生育的可能性的时候说: “我们的看法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认为从人类发展方面看,经济、文化、生产可以计划,为什么人类发展不可以计划,人类可以主宰一切物质生活,如对自己的生育上不能主宰,这也是个无政府。”他的这种思考,主张把生育活动纳入计划经济体制。




      他还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辩证地分析。他认为: “马尔萨斯在分析人口的规律上有它一定的客观性,而到他主观主义地作出结论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则成为反动的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能提出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客观、科学的评价,肯定其合理部分, 难能可贵的,另外,他还明确指出: “人口多在中国确实是一个问题,马寅初、邵力子提出这个问题不能一概驳掉, 说他是马尔萨斯思想”,这就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补充其它文献: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强调人多是好事,计划生育工作遭到破坏。对此,周恩来是有不同意见的。1963年7月8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01次常务会议上,周恩来说:“不能说马寅老对人口的某一两点没有可以斟酌之处。”1963年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我们提的计划生育,是社会主义性的。我们不可能采取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那种分析和结论,那是反动的。但是,人口增加是客观事实,不能因为马尔萨斯说了,我们就否定人口增殖力相当大。”)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对计划生育问题的探索之“(二)必须实行计划生育”中写道:“面对1953年至1957年的人口过速增长,周恩来及时指出,人多有人多的问题,人口多了会带来很多困难。60年代,他又指出人多是一个包袱。

(1)人多引起经济建设的困难。随着人口增长,人均占有资源量下降。就土地而言,每个农民平均只有3亩地,在内地可以耕种的土地,几乎都耕种了,可耕土地再也不能增加。这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就人力而言,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资金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人多引起生活改善的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点评:粮食增长超过人口增长)”《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0-231页。

(3)人多引起教育发展的困难。生孩子多了,学龄儿童一定要多,现在有几百万,以后还可能到1000万以上,生出来不教育不行,教育就得办学校,不仅仅是小学,还要中学、大学。人口多不能走对外扩张的道路,应该有计划地生育。中国国内,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为照顾民族关系,不能大批地把汉族移民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和平建设,希望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中国不会走罗马帝国的道路,也不会侵犯别的国家,但应该有计划地生育。   计划生育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

(1)“我们把人口加以控制,就可以使国家的负担减轻,积累增多,使我们的工业化的速度加快,科学技术水平很快提高,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富强起来。”同上书,第222页。

(2)人的一生精力最旺盛、脑力最发达的时期是20岁到30岁。适当地晚婚和节育,就能把旺盛的精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用在发展科学技术上。青年“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利用大好时光增加知识,学点本事,努力劳动”。《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48页。 “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得太快,生产就跟不上,这是一个大问题。”“使我国人口能有计划地生育,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周恩来选集》,第445页。”)

 



(三)周恩来计划生育思想的全面成熟




       周恩来始终关注着我国的人口形势, 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坚持了进一步探索,坚持提倡计划生育的原则不变, 同时进一步深化认识, 完善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在动乱中, 虽然周恩来的计划生育实践遭到百般阻挠和破坏,但周恩来的计划生育思想在此时期达到了全面成熟。表现如下:




       第一,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国情认识。50年代中后期,周恩来对我国的自然条件、人口状况以及政治形势三方面国情,都有过比较深入的阐述和说明。60年代,在“左”倾思想的重围中,他始终保持着冷静、理性和科学精神,并且更加讲究行政艺术,提出: “人口多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具有这个好处了,如果现在还是无计划地让人口迅速增长,就不好了。”周恩来之所以首先承认人口多是一件好事,那是针对当时极“左”思潮对人口思想的影响非常深远的情况所说的。如果不运用策略方法提出问题,一味硬碰,不但丝毫不能有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而且会招致更大的损失。因此,周恩来这种做法,体现了他对我国政治国情的深入了解,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倡和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必须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





        第二,周恩来重视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不但加强了对这项工作意义的宣传, 而且扩大了宣传范围,对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也有所论述。


在计划生育意义的宣传方面,他超越了从前强调为了母婴健康、完善后代教育以及民族繁荣的基本意义的宣传,还从更高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上加以阐述。他说:“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我们应该把个人的结婚和生育的时间推后一点, 这不就是一个先公后私的问题吗?”从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出发,他认为青年不宜过早恋爱结婚。适当的晚婚,可以把旺盛的精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用在发展科学技术上, 进而为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他将计划生育的意义提高到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支持世界革命的原则高度上,他指出: “为我们的国家美好和后代幸福,也还要支持世界革命(点评:竟然还有这等事?!),我们都应该对我们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实行控制,有计划地生育。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这个原则高度,这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过去我们仅仅限于讲要关心母亲和婴儿的健康、教育,这还不够⋯⋯”。


宣传范围也有所扩大。周恩来不但在对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的报告中大力宣传计划生育工作的意义,而且他还指示: “要公开宣传节育,对年满十八岁的男女青年不管结婚未结婚, 都可以讲给他们听,男婚女嫁这有什么秘密呀,宣传节育过去抓迟了。”在1963 年2月1 日《在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还强调: “这个问题不但在城市要大声疾呼,在农村也要大声疾呼。”……他号召对农村宣传教育的加强,为1965 年10 月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将计划生育的重点转向农村奠定了基础,表现了周恩来长远的战略眼光。另一方面,周恩来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开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的宣传。他讲到:“要宣传节制生育, 上海的经验证明,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还指出: “节育并不会损害身体健康,如指导得好。⋯⋯晚婚对身体是不是有损害呢? 没有。”。(补充:要破除“多子多福”等旧的人口观念。)




       第三, 周恩来提出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明确目标。这一举措, 与50 年代中后期的一般意义上的号召,有实质上的不同。周恩来明确提出: “要求二十世纪以内把人口净增率控制在百分之一”。周恩来第一次提出这一具体目标是在1964 年12 月16 日《接见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 1965 年9 月正式在计划工作会议上提出。在与斯诺的谈话中, 周恩来还向斯诺介绍了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即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2%以下, 并且指出1% 目标的实现是需要时间的。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又从计划生育到有具体指标要求的计划生育,显示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前进的轨迹。




       第四, 周恩来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 提出了新的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方法和途径。


首先, 要加强对控制生育的计划与研究。周恩来针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指出: “必须对控制生育进行计划和研究⋯⋯马克思、列宁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 我们要来研究”


其次, 强调计划生育工作要有全局观念, 要与其它方面协调解决。他在《对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解决人口控制问题, 有多方面的问题, 控制人口发展计划、城乡关系的如何安排、工农业布局、劳动力安排、教育方针、生理卫生知识的传播,还有有关晚婚和节育的各种政策和措施⋯⋯”。


再次,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要处理好城乡间轻重缓急的关系,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周恩来指出: “首先要控制城市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应先抓城市, 农村要有重点地结合社教工作来抓”,“实施的时候还不能等量齐观,因为首先是城市更要着力嘛! ”   

他强调,要加强技术指导和干部培训,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还要利用一些资产阶级法权。⋯⋯计划生育绝对不能强迫命令,一定要自觉自愿。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又要启发他觉悟,自觉自愿,又要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规律来约束他一下⋯⋯”他提倡“自愿结合约束”,认为计划生育工作“不宣传不行, 不示范不行, 不试点也不行”。更为可喜的是,在周恩来的推动下,196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领导全国计划生育工作。这是50年代没能做到的。


最后,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创造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新经验。周恩来在理论上, 系统提出了研究中国人口状况的十个问题,即控制城乡人口的比例;要实行晚婚、节育的政策及其有效的措施;要贯彻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合理安排劳动力;适当地规定工资福利;要有严格的编制、定负;干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企业事业; 要提倡面向农村, 面向劳苦大众;要不断地克服官僚主义。……这一系统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周恩来计划生育思想的全面成熟。同时,他提出“计划生育是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的论述,划清了计划生育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界限,从而排除了“左”的干扰,在政治上,为我国人口工作者解放了思想,无论从当时还是从长远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对计划生育问题的探索之“(三)计划生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写道:“在我国人口尚为7亿时,周恩来明确主张一对夫妇以生育两个孩子为宜,并赞同不再生育的措施最好是施行结扎手术。”)




(第一,关于劳动就业问题。首先周恩来联系人口问题分析了劳动就业安排的困难。要解决劳动就业的困难,长远的和根本的方略是注意解决人口过速增长和工农业落后、生活资料增长较慢的矛盾,物质资料生产的有计划性和人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实行计划生育。“我们的国家不要忧愁10万万,这是在20世纪可以看到的。所以,一条就是怎么样有计划的生育,使我们的增长不要那么快,这是中心问题。”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的一些补充和说明》,1957年9月26日。为了抑制人口的过速增长,周恩来重申他在1955年和1956年多次强调的晚婚和节育的主张。如何实现晚婚和节育?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的途径大抵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青年就业人员实行低工资,以工资等经济手段导向晚婚。

二是各级领导和各类组织都要重视计划生育,向广大群众开展计划生育的教育。”

三是引导群众采取节育避孕的措施,破除羞谈避孕的风俗习气。……在劳动就业与人口问题上,毛泽东此时也说:“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但又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这同周恩来在大会上苦口婆心力主晚婚和节育相比决不是五十步和百步的问题。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反冒进一次又一次升级。周恩来在重压之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之“二、对工资问题的探索”(曹应旺))



 

(四)周恩来的最后努力



 

      70 年代上半期, 正是周恩来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殊死斗争的最后时刻。1974年以后, 周恩来由于健康原因基本上不出面了,但正是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 周恩来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倾注了最后的心血。



      他一再强调人口问题的紧迫性, 强调计划生育的重要性, 重申人口发展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根据多年的实践, 他重申: “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 不是卫生问题, 而是计划问题”, 并强调计划生育是件大事。为了在农村开发好计划生育工作, 他坚持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嘱咐上山下乡的青年在农村代表率, 并且提倡在青年中普及生理卫生知识和介绍性知识的工作,进一步宣传计划生育政策, 使之深入人心。




       1971 年7 月8 日, 周恩来亲自部署的国发( 71) 51 号文件下达, 批准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 “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它地区外, 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 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作出显着成绩。”在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提出“四五”期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 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的要求。要求安排经费, 在卫生部门建立计划生育机构, 从而使停滞了五、六年之久的计划生育工作重新受到重视。从此,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又纳入正轨。





       周恩来在提倡和领导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20余年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经过不断思考和探索,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计划生育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构想并领导了它的实施。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正是随着我国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上下沉浮。周恩来在政治气候的千变万化中,长期地始终一贯地提倡并领导了计划生育这项千秋伟业,是难能可贵的。只有当我国从政治时代走向经济时代的转变完成以后,我国的计划生育事业才走向光明坦途,给后人留下无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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