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南宋理学:中国思想史天空中奇异的彩虹

杭州杂志2019-02-10 07:12:25

范立舟


史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赞叹道,“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宋代文化开启了中国近世文化的主流,其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更是至大至深,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精神风貌的形成,具有无论如何估价均不为过的重大影响。


朱子家训图


理为天道  宋学神韵

宋代理学,使传统儒学具有了更强的穿透力和说服力,传统儒学所提供的原则才得以提升为全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成为一种非常牢固坚实的价值信仰,深深植根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位置。

就精神气质而言,犹如唐君毅所论:“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超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充沛外凸之精神,归于平顺而向内敛抑。心智日以清,而事理日以明。”这种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对后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门类的渗透是相当深刻的,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型文化是近世中国的神韵所在。

理学最讲究“理”。它既是一切存在的内在法则,也是普遍、永恒的主宰者。理学则是从最高范畴(天)的角度,阐述了儒家的纲常伦理原则(理)。理学的特点是一种道德理性主义。它将儒家的伦理规范看作是永恒的绝对的最高原则,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提升道德觉悟便可以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并为此寻求途径。清代学者全祖望指出:南宋“乾(道)、淳(熙)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熹)学也,吕(祖谦)学也,陆(九渊)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也就是说,从南宋中期开始,主要活动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理学三大家构建了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共同发展了儒家学说,尽管思想各有侧重,坚守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则是一致的。


朱熹像


武夷山朱熹书院


朱熹:

理一分殊  格物穷理

朱熹(1130年-1200年),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体现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特点。朱熹在思想史上的成就,首先在于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系统的理学思想体系。理学所以称“理”学,其原因就在于宋儒重视对儒家经典的义理阐发,并建构了一个以“理”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天理”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范畴,也是这个体系的逻辑起点。 

在理论上,朱熹的理论贡献一是“理一分殊”。他认为天地之间只是一个理,而这个理又体现在万事万物之差殊之中,“理只是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说明理表现在伦理关系上面,不同的对象构成不同的关系,万物也是如此。他认为统合万物而言,其根本只是一个太极,也即是一个理;而从根本推演到细节,则太极这一个理被万物分为一个个实体,从而万物之中各有一个太极。就像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但是在天下所有的河流、池塘里都会显现月亮的影子,无论有多少月亮的影子,实际上的月亮只有一个。这表明,儒家的伦理学说是绝对的和实在的。

二是“心统性情”。朱熹认为,人的本性、本心就同孟子所设定的那样,本来应当是善良的,但是,现实世界给人的印象是坏人坏事不少。这是因为,人的心本来是善的,然而人的情感往往诱导人去为恶,心在没有实际表露时是性,已经表露出来则为情,心必须经过涵养之工夫,而使情顺乎性、发而中节(符合中庸之道)。

三是“格物穷理”。朱熹认为“格,至也”,格物即是穷尽事物之理,经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穷至事物之理的过程,最终会有“豁然贯通”之处。朱熹坚持认为知识的完备是认识儒家真理的起点和先行条件,不具备知识,真理不可能被认知。

四是“知先行后”。尽管“知”在秩序上应在“行”之前,但知行关系中应以“行”为重,因为只有“行”才是学习目的和学习过程的完成:“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行”也可以用来检验“知”,所以,行是重要的:“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熹显然是将知行关系看成一种相关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相信只有保持这种联系,才能促进“知”的深化,也才能促进“行”的精进:“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其知行学说更臻细密。


 陆子静像


荆门知军陆九渊浮雕


陆九渊:

心即是理  发明本心

陆九渊(1139年-1193年),因曾讲学于象山书院(今江西省贵溪县境内),学者尊称“象山先生”。陆九渊是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创始人。“心”是陆九渊思想与象山学派的重要思想范畴,体现出其学术宗旨和学派特征。和朱熹不同的是,陆九渊认为,此“理”不是外在于人身的,“心”与“理”通融为一,道德实践的最后依据也植根于主观内有的心灵世界。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每个人的“心”均包含着天理,均能够提供仁义礼智的道德法则。那么,这个“心”,显然不是一种个人的意识,而是指每个人的意识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普遍性的伦理精神。陆九渊的思想命题是“心即理”。并非是某些独特的人才有道德灵明,而是人人都有这个道德灵明,所以就这个意思而言,圣贤与我并没有任何区别,在道德基础上是等同的。心即理,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道德良知和将这种良知展现出来的可能。陆九渊肯定“心即理”,在修养论上,就倡导发明本心的工夫,即通过反省内求的方式,发明本心的内在之善,人的本心有时被私欲或偏见所蒙蔽,所以需要一种破除这种蒙蔽的方法,这就是“破除蔽障”。他认为一切私欲和偏见,对于人的本心而言,就像是网罗陷井,“多欲”是“吾心之害”,只要去掉人的种种物质欲望,就能够恢复“本心”的清明,要下一番“剥落”的工夫:“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

乾道八年(1172年),陆九渊的弟子杨简在富阳县担任主薄(县里负责民政事务的小官),陆九渊从临安回江西,恰好路过。偶遇一个卖扇子的百姓因为生意上的事与人龃龉,杨简根据事实经过,迅速断案。当晚,师徒二人把晤富阳县衙内的双明阁,杨简几次向老师咨询何为“本心”,陆九渊回答说,你今天对扇子的断案,事先就认定必有一是一非。依据事实,就能够自然而准确地决定为某是某非,这就是“本心”。杨简听完老师的话,忽然觉得自己的心澄然清明,急忙问:“只是如此吗?”陆九渊厉声答道:“还有什么!”在陆九渊看来,保持心的清明状态,就是道德认识和实践的全部。


吕祖谦像


① 宋刻《吕氏家塾读诗记》书影国家图书馆藏

② 宋刻元明递修《东莱吕太史文集》书页 国家图书馆馆藏


吕祖谦:

经世致用  知行并重

吕祖谦(1137年-1181年),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其学术与朱熹、陆九渊相鼎足,独辟富有特色的婺学,于南宋学术及思想之发展影响殊深。

在思想上,吕祖谦兼取朱、陆的痕迹相当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理论兼融,同时将理、心作为其思想的基本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较为浓厚的二元论倾向。作为最高思想范畴的“理”与作为认知功能的“心”究竟是一是二?吕祖谦的回答是“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表现出调和论的特点。吕祖谦的修养工夫论,在本质上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和陆九渊的“发明本心”说都有内在的一致之处。

重视知识的实用价值,是南宋士大夫的一项传统,吕祖谦在理论上又融合了陈亮、陈傅良、薛季宣诸人的事功思想,讲究“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知识的寻求应以有用为其目的,若虽有知识却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切实地实现其效用,亦即意味着知识寻求本身的无价值。吕祖谦实际上是阐明了“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关系,知识分子能够修身立本,完善道德,固然为善,但若不通国政,不能以天下为己任,就意味着知识的价值未能在更广阔的领域被充分实现出来。

在南宋中后期,理学确立了其思想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全面进入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使得儒家学说在宋明以来逐渐日常生活化与市民化。儒学不仅是读书人入仕晋升的敲门砖,对社会各阶层道德涵养的提升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这无形地促成了世俗社会的儒家化。理学对中国知识分子品格的塑造是深远的,理学家彰显了孔孟以来儒家思想,重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感、担当精神和独立气节,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给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带来较正面的影响。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学院副院长


编辑:陈缇缇

中共杭州市委机关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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