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校史—李德利教授访谈

二水艺术2019-02-10 16:47:44

录音采访:李鹤 

文字整理:尹冰

问:李老师,您最早在中央美院雕塑系学习,您能把这个时期的学习经历,包括怎么来到中央工艺美院任教这段谈一谈吗?

李:我生在秦皇岛,与大连、烟台隔海相望。高考时每个艺术院校都是自主招生,我报了三个大学: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系和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当时我背着行李,带着父亲给的一百多块钱,在北京考了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北京艺术学院没考,钱不够了。后来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从我们那个小城市出来的人能考上这两所大学,高兴啊!我就喜欢做雕塑,后来上的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上学这六年,主要是曾竹韶先生教我的时间长,一到六年级他都教。还有刘开渠、王临乙、王合内、滑田友等,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年轻老师有傅天仇和司徒杰先生,素描是徐悲鸿先生的得意弟子戴泽先生教的,速写是叶浅予先生教的。在雕塑系,跟着这些老师学习雕塑和绘画,有头像、胸像、人体、着衣,涉及圆雕、浮雕等。除此以外,还学习张景祜泥人、汤子博面塑、石湾刘传的陶塑、无锡王士全的惠山泥人,还有美术公司的仿古黑陶制作。以学习西洋写实艺术为主,也重视民族民间艺术,我们去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很多地方考察过。

当时,我的毕业创作是《地道战》,现在这件作品在北京顺义焦庄户地道战纪念遗址门口,还有一个差不多的放在河北省清苑县冉庄地道战纪念馆,这两个地方都是国家青少年抗日教育基地,现在陈设的雕塑作品都是我在1964年毕业时做的。我生在华北,从小我就知道一些抗战的事情。上了大学,对抗战题材很感兴趣,毕业创作就选择了这一块。当时我翻阅资料,中央美院关于抗战有上百本书,包括小说、传记,比如华北民兵抗战汇编等,看电影《新儿女英雄传》、《地道战》等,当时看了很多有关东北三省、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热河、内蒙等地方抗日文献。最后,我选择“地道战”作为主题。为了做好这件作品,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独自到老区,住在老乡家。比如,到河北丰润县潘家峪,我去了冉庄两次,又到东北通化杨靖宇烈士陵园等地,跑了很多地方,画了很多素描、速写,还做了一些泥塑、速塑。通过这些做了很多设计稿。那时候中央美院在王府井,职工俱乐部有时候一天演三四部电影,有欧洲反法西斯的,有中国的地道战、地雷战。我一边看,一边构思,画了很多速写,力争自己的设计跟以往的不一样。为了做好,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中央美院所有的雕塑画册,包括国家图书馆里有关的书和画册,古今中外我全看,我就想自己的创作跟历史作品不能重复。从艺术角度,我重视创新。

还有一个是,我们班只有六、七人,所以院里特别重视我们的创作。刘开渠当时是副院长,也是美协副主席,把学校和社会上的一些专家都叫来,到班里看作品、提意见。大家对我的创作持肯定态度。我有个笔记本,记着当时他们讲的话。这样,先生们从专家的角度指导我,同学之间也相互帮助。毕业以后,在美术馆展览,我的创作是最大的一座,有二米四高,后来因为太大,展览的时候截去一半。当时北京、江苏、广东媒体都相继报道,天津历史博物馆也来函,希望我再复制一件给他们收藏。毕业了,由于工作繁忙,天津之事就没有继续进行了。

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雕塑《地道战》

问:您后来怎么来到工艺美院的?

李:当时我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人民币设计。我自己想去做《农奴愤》雕塑,就给王克庆、曹春生去了封信,又征得盛扬的同意,这样,由西藏自治区党委给人民银行总行调度同意,我拿着信、背着行李就去了拉萨。我是后去的,其他同志已经先到一个半月。做完《农奴愤》之后,正好李先念同志指示,轻工部要回归艺术教学,要把全国工艺美术行业的尖子推荐到北京,由中央工艺美院上业务提高课。当时轻工部同意了,我1975年10月从拉萨回来,11月就到工艺美院报道了。刚去的时候教色彩和素描,后来教雕塑。

问:能否谈一下您早期代表作品《搏击》、《海螺女》等的创作过程?

李:秦皇岛是亚运会一个分会场,帆板比赛就安排在这里。当时院系设计了不少稿子。最后我的《帆板》和《海螺女》中标。《帆板》是那时国内最大的一个雕塑。尽管没有费用,我倒提议要做大点,影响要大,上面要标上中央工艺美院,做不锈钢的。这个方案不抽象也不算具象,人物造型处理大块大面。我去国家体委水上运动司搜集些资料,那里的专家给了我很多照片、录像和画册。有了这些素材以后,我开始画速写。以前国内大的石窟我都去过,对中国民族的东西也喜欢,所以我把西北彩陶文化的花纹引用过来,那个花纹又像云又像火,运动感很强。中标以后,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图案变化了一下,他们说没问题,你这个设计很好看,这种国内没有,国际上也没有。最后影响很大,效果还可以。亚洲帆板联合会主席特别喜欢这个帆造型,说这个帆做得非常好,很远就看到,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大的,而且是金属的,具有现代感。
 1990年亚运会秦皇岛海上项目的标志雕塑《搏击》

《海螺女》是石材,也是我的设计,与研究生许正龙、魏二强一起做的。我原来有一个小稿,当地有这个项目,人们也很喜欢,后来我说那就放海边吧,就放大了十多米,放在开发区,作为城雕在当时算是比较大的。


雕塑《海螺女》

问:香港回归,中央政府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赠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您作为主创之一,谈谈当时的创作情况?

李:这个事情从院党委、院领导、系里都非常重视,我们又是搞这个专业的,就更加重视。这个项目由国务院国管局负责,当时除了我们,还有中央美院、清华大学,上海、广东、四川等六七个城市十几个单位投标。常沙娜领队,还有袁运甫、杜大恺、我和赵萌、王培波等人。在香港考察的时候,我们就议论做什么好?后来常院长说做中性的,指着紫荆花说,花卉就是中性的,市花就是这个。我就摘了一朵紫荆花让学生手里拿着,开始拍照片。后来经过很多轮审稿,中央才定。

定稿之后,就开始组织在固安放大泥稿,系里所有同志都参加了。做的过程很短,等大的只做了大约十天。在进行的时候,院系领导都时常去看。做完泥的,国务院又来人看,定下来后翻成石膏,在南京晨光机械厂铸造。那时候我常驻那里,其他人几天换一波人,都轮着去。我们昼夜24小时监制,天很热再加焊接,夜班的时候工人有夜餐,分给我们半盒,我们累的也吃不进去。后来杜大恺和王培波他们又做了一个红色的花岗岩底座。底座和铸造是同步进行的。主体雕塑铸造好以后,在南京港口装船拉到香港。后来交接的时候我们和常沙娜院长去验收,常院长签的字。

此事是国家大事、民族大事,充分体现了我们学院团结合作的精神,后来咱们做世纪坛的任务也是如此。怎么团结一定要有原则,专业老师和学生不图名图利,这个时候学习雷锋、学习延安艰苦奋斗的精神真的用得上。按今天习主席讲中国梦的精神,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就有。再一个就是我们学院搞平面绘画和设计的老师们,我觉得有他们的参加对我们的创作有好处,我搞雕塑只是局限在一个方面,只琢磨雕塑的规律,他们思路可以更开更广,想的更多。这样我们学院跟别的学校竞争,有的时候实力更强,这是经验之一。我们那时候做雕塑都是比较老的观念,现在同学们做的作品思路都打开了,很多都吸收西方新的创作思想。我的研究生许正龙早就用废旧物品做那种现代雕塑,我从来都不反对,思想要与时俱进,就是这个道理。


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问:1999年,学院还承接了一个重大的任务,中华世纪坛《中华文明千秋颂》,袁运甫先生牵头,绘画系做的设计稿,雕塑系负责浮雕放大。您当时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李:这个项目绘画系介入更多一些,这个也不奇怪。在建国初期,做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这样。那个时候也是先从绘画稿设计开始。彦涵、王式廓等那些老专家很多是从延安过来的,这些人都参与过抗战和解放战争,对这两场战争都非常了解。而做雕塑那些老先生几乎都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或者个别的是土生土长的,没有参加过战争,不是很了解情况。所以中央请从延安过来的画家来画稿子,然后雕塑家介入一起探讨这些稿子哪些适合做浮雕,把世界先进的浮雕创作规律用上,这样是对的。咱们做的世纪坛任务有点像这个。这些老师画的稿子也是非常不错的,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很有研究。但是他们对浮雕不像我们有研究,所以结合起来是对的,开始我们介入少,后来必须我们来做。那时,李象群、王洪亮、许正龙、李鹤等老师都参加了。中华世纪坛浮雕在社会上反应比较强烈,我们也有创新,在浮雕中用彩色石头拼接到一块,体现了传统工艺美术的特点,利用构图和光线,不同历史时期内容构成了一幅历史浮雕长卷,中间,袁运甫先生设计了金色锻造浮雕,很有意思,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次创作我认为是成功的,反响很大。

中华世纪坛大厅浮雕《中华文明千秋颂》

再谈谈《学院雕塑》丛书,这个是我退休之后才出现的。这是雕塑界的一件大事。在亚运村书店里我都看到咱们的《学院雕塑》,每期都能收到。从理论上促进了专业发展,把我们系想要提倡的学派思想,把全国的雕塑动向都能反映出来,把有关专家和有关艺术院校好的创作、毕业论文都登出来,把世界上对中国有用的信息引进过来。原来我在中央美院上学时不要求写文章,很单纯的一个毕业创作。总的来说不擅长这方面。我上学的时候不能写,现在也跟着写。现在退了,还有雕塑杂志能看。培养雕塑人才最好也能写,现在系里有博士,老师带博士生光搞雕塑不行,也要有理论。当理论多了,创作也肯定好了,罗丹做那么好的雕塑也写了一本书,虽然他说出来别人给他写,别管怎么的,那也是有理论,没有理论不行。编这个杂志,咱们学校的毕业生也能参与锻炼,这样能影响一批人。我觉得从学校培养人才的角度讲,是了不起的。我作为一个教员,在咱们系工作这么多年,我觉得有两方面很重要,一是培养学生;二是教师水平。咱们系自筹资金办理论刊物,编辑人员没什么实惠,这些我都知道。作为主编,曾成钢、许正龙都了不起。这是我作为一位老读者的想法。

问:在中国现代雕塑史中,有很多代表作品,像《收租院》、《农奴愤》、《民族大团结》等。您参加了哪些作品的创作?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李:我参加了《农奴愤》和《民族大团结》的创作。文革期间,我们在干校也做了一些关于知青和老区出来的人物作品。后来听说王克庆、曹春生他们在西藏做《农奴愤》,我就赶紧满处打听。盛扬也帮助联系,由轻工部给西藏地区党委联系,我就去了。雕塑研究班毕业的有时宜、张德华,王克庆、曹春生、司徒兆光都是留苏的,他们的业务就不用说了,就说思想真是积极,像我做《地道战》时一样,体验生活、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大家为了创作不怕吃苦,当时每人一天补助8毛钱,一个月24块钱,生活非常艰苦。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有股劲头,为了艺术玩命干!艺术创作体现出许多中国的东西。那边穷,用泥做,也没上颜色。想到做人物的眼球是黑的,我回北京到琉璃工厂买的。泥当地有,挖来用稻草和藏纸,用脚踩,用木头棍子钉起来就做了,都是中国传统方法,学的东西很有用。雕塑的内容脚本我们不了解,由当地提供,那些挖眼睛、割舌头的,反映历史的阶级状况。罗丹的那些有名作品和后来现代派的东西,都不能离开历史,得了解那个阶段的人们思想和国情是什么样的。几十年前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跟解放前也不一样,今天和那个时候比,进步更大了。做完之后,展览时,很多农奴看到都晕倒了。这是当时人们的反应,包括外国人的反应都很大。这组创作在当地是非常深入人心的。

西藏大型雕塑《农奴愤》局部

问:您对我们系里的教学、系里的老师、同学寄予什么希望?

李:我不总来,不等于我不知道,对于学校的情况,我从很多杂志、媒体都有一些了解。今天回家了,看看老同学、老朋友和年轻的领导很高兴。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系办的还是不错的,在美术界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这一点不得不承认。我退休之前,在工艺美院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雕塑专业能壮大,成为一个系,将来能为国家培养输送更多人才。这个愿望在我退之前实现了,我看到了雕塑系的成长与发展,特别高兴!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文字略有删减。)



李德利

1938年4月出生。河北秦皇岛人。196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央财政部美术设计,西藏自治区展览馆创作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高级会员,中国根艺美术学会副主席、首规委城雕委艺委会委员,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资深会员,英国剑桥国际名人协会会员,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顾问,美国名人传记中心名人研究会理事。

从事教育几十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本科专业人才,数名国内外的硕士研究生,长期从事艺术创作活动。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近年来除参与组织了多项院、系雕塑工程外,还创作了许多城市雕塑及雕塑作品,曾荣获全国城雕优秀设计奖及美展奖。集体创作:“海陆空”、“工农兵”、“农奴愤”、“毛主席纪念堂组雕”、“永远盛开的紫荆花”等。个人作品:“嫦娥奔月”、“母与女”、“董存瑞烈士纪念碑”、“地道战造像碑”、“搏击”、“春风化雨”(新加坡)、“白龙石像”(日本)、“达摩东渡"(印度)等。近年亦发表有关雕塑、公共艺术、根艺等学术论文多篇,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曾应邀赴芬兰、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