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斗集》序:一位民间思想者的轨迹 | 杨小彦

秋官第2019-02-11 13:19:40


颜文斗是谁?这个问题最好让他自己来回答。在《我是民间的,但不是江湖的》问答中,颜文斗回答了《城市画报》记者关于“他是谁”的问题:“就颜文斗而言,他是什么——装修工程师、管子工?思想者、体力劳动者?包租公、摄影评论者?社会学者、指点江山的自高自大的家伙?雷达般扫描财路的人、为梁漱溟晏阳初感召的理想主义者?我看都沾点边。”颜文斗如是说。

颜文斗的回答告诉我,他是一个民间人士,一个复杂的民间人士,一个标准的杂家,一个什么都干的达人,一个自高自大的生意佬。总之,一句话,一个生活在底层、对底层怀有敬意、怀有理想、怀有追求、怀有改良欲望的知行合一的普通劳动者。

我内心对颜文斗一直怀有某种无法言传的敬意,尽管我和他只有很少的几次来往,远谈不上深交。而且,第一次见他时,在他眨巴的眼神中,我读出了一种深度的怀疑。我想,那是生活磨练所造就的习惯罢了,内里隐藏着尖锐和警惕。在中国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的大染缸中,没有深交可能就意味着某种隔阂,更有甚者,是某种程度的提防,尤其是,如果所处社会阶层不一样时,一种由来已久的“阶级关系”也许就会在暗中起作用,让隔阂与提防变得言之凿凿,和真的一样。所以,他的眼神我是理解的,由于年龄和经历的原因,我还自以为是熟悉的。在他见我时,至少我顶着“教授”和“艺术批评家”的头衔,所以,他看着我的肉身时,的确有点盯着的感觉,他小声地、缓慢地强调说,他是“民间经济学家”,之后他就笑了。把“家”和“民间”扯在一起造句,本身就是讥讽,但也可能有几分认真在。今天是一个充满混混的年代,“教授”和“批评家”表面上是正面称呼,实际上,尤其对于在底层谋生的人来说,却几近嘲讽。那么,“民间经济学家”是否也算作一种讽刺?

后来,我听到很多颜文斗的故事,不过不是从他那里听来的,而是从他和我共同的好朋友刘博智老师那里听来的。

刘博智是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教摄影,长年生活在北美。我请刘博智过来中山大学给同学们做讲座,讲述一个老华侨三十年来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纪录,讲述他镜头中底层世界的故事,以及内里的苦难。刘博智告诉我,他只拍老华侨,只拍唐人街,从不拍西人,也不拍现代景观。他的拍摄方式是和拍摄对象打成一片,与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他一边拍照一边询问,照片拍完了,拍摄对象的经历也就问清楚了。如果还不清楚,那就继续拍,继续问。他还把各种和经历有关的资料,什么证件、收据、相册、用具,全都拍下来。从业以来,大概有四十多年了吧,刘博智跑遍了北美各大唐人街,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温哥华、多伦多,等等,他的足迹还深入到了古巴、墨西哥、夏威夷,追寻那里的华人历史。就是这样一种拍摄方式让他回归家乡,探寻早年中国人移民的历史,以及侨乡今天的景象。在刘博智的镜头里,人物是具体的,历史是真实的,我,包括我的学生们,看着他的照片,听他讲其中的故事,除了唏嘘仍然唏嘘,而且还要不已再不已。

博智和颜文斗(左一),在连州与美国艺术家唱乡村音乐  颜长江 摄


我相信刘博智和颜文斗两人见面一拍即合,彼此之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即使刘博智作为我代表中大传播学院所邀请的尊贵客人,他来广州也不会麻烦我,一头就扎进颜文斗赖以谋生的地方,广州郊区“城中村”棠下,混迹在驳杂而喧闹的街区中,之后,才轻松自如地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到达此地了。

不少关于颜文斗的谋生故事就是刘博智告诉我的,我们用粤语交谈,还不时插入各自的评论。就这样,我多少知道了颜文斗在棠下村的奇特奋斗,他的机智,他的眼光,以及他的手段。总之,颜文斗的改良相当成功,创造了一个改良城中村的模式,不仅有经济效益,社区环境还得到了改善,脏乱差被整治,安全性提高,宜居成为了不争的事实。很快,颜文斗的改良成为了典型,有关领导前去视察,主流媒体争相报道。

在这当中,颜文斗逐步显露了他对文化的爱好,其中对摄影的认识,更是表现出独特的眼光。他和他的弟弟颜长江,一位著名记者兼摄影家,两人一起发现、整理、研究并推广香港左派摄影家蒙敏生的摄影作品(编注:尚有曾忆城的参与),推荐参加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并在展览上获得金奖,让蒙老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多少得到了些安慰。

值得一书的与摄影有关的事件还有他协助刘博智完成的一次越洋行动,把年近八旬的古巴老人、粤剧名伶何秋兰从大洋彼岸请回广州,完成了这个地道的古巴老人终老还乡拜祭先祖的愿望。刘博智曾经多次向我讲述过何秋兰的故事,这是他在古巴追溯华人移民历史时的一个惊人收获。何秋兰是地道的古巴人,五岁时作为孤儿被当地一名粤剧名伶收为养女,并开始学习粤剧,年轻时成为一名粤剧演员,随养父四处演出。古巴革命后,华侨财产被剥夺,中国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强力的压制,遂沦落到底层,挣扎求生。刘博智发现何秋兰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但让刘震惊的是,何秋兰仍然能够能粤语来演唱粤剧,会说广东话,能够辨识粤剧古谱,但却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刘博智决心帮助老人家到广东走一趟,让她在粤剧的故乡高哼一首,让她和本地粤剧界互动互动。在古巴,全凭刘博智一人去努力,首先,他要绕道进入古巴,然后,要疏通中国大使馆给何秋兰发放入境签证,再然后,他要出资,让老人家能够踏上回乡之路。而在广州,颜文斗负责全面的接应,安排食宿行程。当何秋兰真的出现在广州恩平路的“粤剧社”中,用标准的粤语演唱粤剧老戏时,现场一片欢腾。在刘博智和颜文斗眼前,这是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奇特瞬间,一个地区的文化,是如何在异域顽强传播的,而其中夹杂着的,又是怎样的一段凄沧的岁月?现在,他们汇聚在一起,共同见证了肯定属于个人史的一个文化归宿。


何秋兰在祖坟前唱戏  刘博智 摄


后来,大概这件事不久吧,我突然听说颜文斗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想去看望,但各种原因终于还是没去,情况仍然从刘博智那里得知。刘知道得可能也不太具体,想必颜文斗不想让太多人担忧吧,但也有可能是,他觉得这事很快就会过去,生活仍然照着原先的样子过下去。再后来,“再后来”这样的字眼比较让人悲伤,再后来,他真的病重了,离开广州去北京治疗。再后来,他真的走了,在最好的日子里。

再后来,颜长江找我,说想为兄长出一本小书,问我有没有兴趣为他写点什么。我马上答应,说我应该写点什么,好纪念这位不幸早逝的朋友。再后来,颜长江把颜文斗遗留的文字全都发给了我,后来还有补充的,不太多,几十篇吧,都是短文,属于杂文类,其中居然还有一篇早年写的小说。

好几个夜晚,我独自在电脑前阅读颜文斗的文字,一个本来似乎有点模糊的形象竟然在屏幕前清晰了起来。他那坚定而有所怀疑的眼神重现在文字中,其中的思想闪烁着特异的光芒,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颜文斗的文字是随手写的,不像今天流行的文科论文那般长篇大论,观点却明晰,很多时候直指要害。这让我想起初次见面时他对自己的评价:一个“民间经济学家”。我这时才相信,他的自我定位不是虚的,而是实指。联系到他在棠下的作为,我觉得,他不仅是一个“民间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实践型经济学家。


颜文斗向栗宪庭、段煜婷介绍上社村  鲍昆 摄


其实,颜文斗也真没有把自己当作“经济学家”,他对自己的定位是“租界达人”,以城中村的出租屋为业,改良后再转租赚钱,然后由点及面,扩大生意盘,最后把整个社区都变成自己的生意为止。他的经济行为后面是有明确的经济思想支撑的,而正是这些个经济思想,让颜文斗这个“租界达人”无愧于“经济学家”的来自民间自封的称号。

初步阅读了颜文斗的文字之后,我想以下几点可能是他思想中最为闪光的内容。首先,他指出,经济行为的目的很简单,一句话,谋生而已。在《我是民间的,但不是江湖的》一文中他指出:“生活的中心就是劳动,像蚂蚁、像工蜂。做小生意、在工厂打工、收潲水、捡废品、扛苦力,反正就是谋生。”这是人类活动的基础,不管他出生在什么阶层,生活在那一种制度之中,以什么样的思想为信仰系统,统统都要谋生。而在现实中,谋生的表现就是做生意,不管是大生意还是小生意,是正经生意还是不正经的生意:“人类所有的感觉或感知——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都能利用为经济活动。直白地说,围绕生理或心理的需求都能做成为生意。记着,这是一个伟大的判断或发现,或者说这是一个事实的存在。这是我发现的经济学元原理,我坚信我能因此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见《我要找风投:做“悔恨”的生意》)“租界达人的经济学原理是:人的所有生理需求,所有的心理感受以及由生理作用到心理的正常或非正常行为都可以开发为生意。”(见《打屁股即将流行》)

颜文斗的这些文字告诉我,大理论干不过实践中的真知,伦理和道德说教无助于解决肚子的切实需求,承认这个“元原理”,即谋生产生了需求,需求转化为生意,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包括发展规律,都可以因此而得到理解,都可以在这一“元原理”基础上得到解决。离开这一“元原理”,基本上就算是鬼话!离开这一“元原理”的活动,基本上属于吃饱了没事干瞎撑,或者饿昏了胡来。颜文斗对这一“元原理”的自信,甚至以为他可以据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他这样说,较真背后多少有几分玩笑在,而在玩笑之中,又平添了几分的来自生活的较真。


《五平方米经济》是颜文斗有影响的文章,这是杂志发表样


不要因此而以为颜文斗一身世俗,满脑袋只有生意经,缺失了道德的制高点。细读他写于2005年的《“新里巷运动”:城中村的民间改良实践纲领》,我不得不慎重指出,颜文斗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贯穿着理想主义之光的经济学家,不仅他的理论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来自对谋生的迫切需要,来自做生意的长久经验,而且,在他的经济方案中,引领前行的却是一种伦理的目的,如何通过切实可行的行动,把社会改良得更有人性、把世俗生活改良得更有尊严、把底层改良得更加符合人们内心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文化的明灯在任何角落都闪烁着光芒,抚慰我们的精神并增益我们的物质财富,以棠下村为例,建筑见缝插针,里巷宛如迷宫,抬头隐约只见天一线。唯一豁然开朗之处,是其中的宗祠和宗祠前的风水塘。是传统的力量、对祖宗的敬畏在密不透风的建筑丛中给我们保留了唯一的公共空间,我们不得不惊叹文化力量的强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说‘城中村’之名是一种继续的、潜意识上的自我贬损。我们说要甩掉‘城中村’,加冕‘新里巷’。不是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叫‘城中村’了,叫惯了‘城中村’,以后我们自己都还是这么叫。我们说脱帽加冕,实际是对城中村的被妖魔化的一个批判。”

好一个“脱帽加冕”,形象而简洁地道出了颜文斗的内心理想。这一理想,与其说建立在对经济学理论的阅读中,不如说建立在长期在社会底层跌摸滾打的身体感受上。在《马路上的塑料瓶》一文中,仅仅路边一个流浪者捡拾丢弃的瓶子的普通场景,就让他敏锐地意识到了社会分层的严酷事实:“马路上的一只塑料瓶,一个即将碾压上去的车轮、一只伸手去捡的笊篱般的手。这是一个当下社会分野和极度矛盾的隐喻,躲在家里想点子的前卫艺术家怕是想不出来。”他的所有想法,准确来说,正是建基在对这一事实的判断之上。颜文斗不仅看到社会分层的事实,他更看到了更大范围的可怕伤害。《鱼觴》表面上写的只是长江因建坝所导致的稀有鱼类的消失,内里却传达出一个普通人强烈的忧国情怀,让我读之而必然若失,竟至无语。

天不假文斗以年,让他在理想的道路上踏实前行,而过早地进入了天堂,在无限之域思考那些个现实得不能再现实、同时又理想得多少有些天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末了,结束本文以前,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不妨放在这里做为收尾:“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说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见《随感录四十一》,1918年)

  2018年4月6日番禺祈福“俯仰斋”草之


(作者为中山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斗集》将于近日面世,全书共六十万字,100多幅照片,黎明鹏、杨小彦作序,魏壁题签,颜长江责编。本书将分赠他的亲朋好友,届时自当知会并送达。有感兴趣的新朋友可以留言,可能考虑收取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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